余世維：企業領導在新經濟市場中的發展與瓶頸

    2005年10月29日-31日由《中外管理》雜志社、北京中外企業管理培訓中心主辦的第14屆中外管理官產學峰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峰會主題為2006·中國企業“贏”思維。以下為慧泉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余世維發表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企業領導在新經濟市場中的發展與瓶頸

　　余世維(慧泉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余世維：

　　各位前輩，大家下午好！在前面，尤其是昨天和今天上午前面領導大部分講的都是比較好聽的話，也就是對于我們國家未來的展望，這完全是正確的，不過什么東西都是看兩面，所以我今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好在就像前面統計局長所說的話我們國家總是好的東西多過負面的東西。但是如果一個東西負面久了會慢慢變成正面，臺灣曾經經濟增長20、30年，但是很短就衰敗了，印度、馬來西亞、阿根廷都是這樣子，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就是企業領導者在新市場經濟中的困境。我講得可能不夠全面，也是個人一己之見，希望大家包容我自己的淺見，因為我自己是商人所以特別關注這些問題。

　　我們今年中國競爭力排名其實是下降了，下降當然有很多的原因，我們看幾個數字，我國從鄧小平改革開放25年，還不到30年，競爭力排名不應該立刻下降，應該全世界開發國家經濟增長要達到半個世紀，這就是短期和長期的看法。這個排名全世界100個競爭體，我們排位第49位，這個數字不能稱之為非常好，最讓我們擔心是其他的數字也在下降，這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席。中國成長GDP的指數世界排名第49位，比去年下滑3名；宏觀經濟環境指數第33位，比去年下滑，公共機構指數第56位，比去年55位下滑，技術指數第64位，比去年第62位下滑；商業競爭力指數第57位，比去年47位下滑，公司經營和策略排名第53位，全國商業環境質素排名第58位。

　　政府舍不下對于企業的控制權，我們今天講困境就是中國做企業會遇到這些企業讓我們很為難。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是全國最大的地主，全國都由他分配，所以都是地主的心態，什么資源都從政府手里拿過來，要讓他不插手是非常困難的，這是第一個困境，就是讓政府完全不插手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根據我們的觀察，在中國地方的政府，政府管得越少像浙江、蘇州、廣州，企業越發達，就像深圳的華為。中國剛剛超過1000美金就可以把市政府蓋得這么漂亮很少有，這是北京區政府，這是南京市政府，我剛剛從包頭回來，包頭市政府就像酒店一樣，我們花過多的錢在這些建筑里面，所以說中國的銀行不大不可能，說中國的錢不多不可能。中國的市政府都像酒店一樣，但是發達國家市政府都像超市一樣，這就是所謂服務的概念。

　　格力你覺得應該賣給誰？最近賣給了格爾博，我們也知道克隆新主人是海信，中國空調第一名的格力應該賣給誰？一看后面是我們的政府，因為真正格力的老板不能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他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企業，如果格力都不能決定自己的企業，大企業還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嗎，這是我們的遺憾，政府看不見的手經常在后面操控，我們政府應該制定游戲規則，讓大家在游戲規則按照游戲規則去操作，而不是忍不住插手企業。果子為或地方政府對企業用人的干預、調派使企業不能為才是用。前年12月中國石油發生井噴，中國石油的馬富才今年滅掉，但是今年春天出任主任，為什么中國政府常常把重大過失的人重新拿出來任命而且時間又這么快。馬富才下面的干部都不是馬先生任命的，我們為什么要舍棄這個人才不用。下一次馬富才再出事的時候看那些人怎么用的，這就是一種矛盾，事情都是我們在做，責任都是我們在推，那只看不見的手在后面操控，所以我們被關起來了，這是我們第一個困境，也是我們國內很多人被抓起來我非常同情，不是同情他們犯罪，而是中間有一個因素就是這個。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困境。第二個困境是政府對市場的理念有時候是政治考量、自我保護高于經濟目的，因為黨就是政治，所以總是把這個地方的考量看得非常重要，我不能說不對，我只能說它包括到什么程度，所以政治考量和自我保護我們看幾個圖片稍微體會一下。我們都在想，晚上突然得了疾病要到哪里去就醫，看起來中國的醫院很多，其實質量和服務差不多，也許有的醫院硬件很好，也許有的醫院收美金，其實真正進去的時候我們的感覺都差不多，我寧愿付100美元去一個放心的醫院，但是我國醫療并沒有開放。臺灣王永信在北京拿到批文可以蓋醫院，在上海也拿到批文可以蓋醫院，但是有太多的因素制約他到現在也沒有開。如果北京有10個新加坡醫院，5個香港醫院，外企的老板會不會到我們的醫院，這就是另外一個概念。今年亞洲選出50個亞洲大學，香港進去4個，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和城市大學，新加坡進去一個新加坡大學，臺灣進去7個，我們祖國大陸進去2個，就是排名第42名的同濟大學，和排名第47名的天津大學，北大、清華、交大、復旦、交大一個都沒有在里面，真正原因是北大、清華、交大的人不聰明還是沒有很多的資源，很容易想出來，有名的大學都比較國際化，比較開放，比較自由，毛澤東先生生前在北大，是因為北大的校長是開放的，民國初年的北大比現在還有名，反而解放以后的北大不像那個時候有名，真正的原因不是學生，而是制度。其實外國銀行在中國限制不少，我們自己銀行本身的限制就非常多，在國內沒有人不曉得，支票要用支票夾夾起來，折一下都不得了，這個要是正確的話，難道美國、法國他們都不知道，其實我國在這些地方常常不去思考就把銀行一直強調它的成長如何如何，其實金融的開放不能說是隨便，但是也不能說因噎廢食，我們覺得我們常常就是怕這個怕那個。鄧小平先生摸著石頭過河，但是鄧小平先生走了以后摸著石頭過河的人越來越多，他那個時候摸著石頭過河非常壯行，市場經濟不好講，所以一只貓不抓老鼠研究黑還是白有什么用，這么大的政策都走上去了，還有什么比這個政策還大。政府在醫療開放、學校開放、金融市場運作等方面的變革步伐并不夠快，真正寫一本書大家都知道實施變革，我們也知道中國政府愿意變革，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的時候變革也非常快，但是國際水準和我們所需求的方面我們還希望再快一點，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政府對很多新的觀念和新的想法，其實有的時候接受度并不是很大，新觀點和新想法其實是需要新思維的，如果你覺得不可為說破嘴也沒有用。這個方面我們看看幾個案例，首先我們先看這一點，澳門回歸的時候，我人正好在珠海，這張是澳門半島，另外一張就是珠海的一個海灣，那個時候我人正好在珠海，我就碰到幾個珠海政府的領導，我跟他們交換意見，我說為什么不把珠海和澳門中間的關撤下來，把珠海和澳門合并起來叫做珠澳特區，這兩個一合并肯定會有很大的效益，把他們隔開了不可能比過香港，更不可能比得過深圳。領導說余先生不要說我們珠海，廣東省委書記也不能拍板。我們同時要上報國務院，國務總理還要跟主席請示一下要不要把這一塊和澳門合并，以至于喪失了很多的商機，現在看來珠江三角洲比長江三角洲還要慢，鄧小平有知肯定會非常生氣，因為當年他最早開放的是深圳珠江三角洲。我們看完這幾張圖片以后來看我的總結，出料加工，全世界外包做的最多的是印度，中國是第二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么大的民族，我們的資源和人口，沒有理由讓印度變成第一名，其實是印度政府比我們膽子更大。我有一個武漢的朋友，在武漢搞企業，他說他們要搞出料加工，武漢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說沒有聽過，這個事情就作罷了。其實我們的省都是希望把人家招進來，把東西送出去叫加工，為什么非要拿到武漢來，為什么不能拿越南、印度加工，反正喜歡做外報，不可以，沒有聽說過這個名詞出料加工就沒有操作。中部崛起怎么崛起，連出料加工都沒有聽說過。再就是剛才所說的珠澳特區，新疆看內蒙其實在內地，離沿海比較遠，鞭長莫及，人才更不能到那個地方流通，我們一直說到新疆、西藏、甘肅發揮什么作用，還不如與中亞自由貿易區規劃，烏孜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在想什么這是可以想的問題。再看看東北，很多事情我們國家也很急，做百姓的也很急，但是有的時候急不來也沒有辦法，東北地緣比較接近南海，也比較接近日本，撇開民族情緒，東北和日韓合作計劃怎么樣，如果今天東北和日、韓合作會不會有幫助，還是非要自己做，中國有多少資源給東北三省，但是這很難落實，這中間牽扯很多想法的問題。我寧愿從上海坐汽車到北京，還不愿意坐汽車到嘉興、宜興、常州等等，因為坐飛機比坐汽車還要慢。所以你說我們怎么搞物流，河南一直想要中部崛起，但是以物流來講就受到限制，四川還是一個盆地，他怎么把東西送進去，解放軍整天說開放就很危險，而躲在地底下的解放軍人家都知道了，所以各位開放5000米的天空和這個國家的安全沒有關系的，這就是新觀念新想法要不要接受它。

　　這三個問題都和政府有關，我們講四個和企業家有關的。第一要講的是企業領導人在人際關系上的想法。企業領導人重視人際關系的習慣很難轉折，今天早上有一場精彩的論壇，幾位專家和前輩在討論中國式管理，其實中國人特別強調人情，這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事情，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常常情不自禁卷進我們的生產、工作或者是家庭生活里面，中國文化的人以和為貴是奠定中國這么多年一直沒有衰敗的原因。可是《丑惡的中國人》的一句話你不可能不知道，就是什么東西都有正面和負面，中國的矛盾就是祖先真正的精髓留下日本和韓國發揚光大，我們留下一些糟粕來搞。端午節稱為韓國的文化節而又搞了一個端午村，而我們只是吃粽子，劃龍舟。他說你們中國人自己放著自己的節日不過，去過洋人的節日，圣誕節、愚人節這與你有什么關系。2004年中國富豪排行榜第一名是，第二位是黃光裕，第三名是陳天橋，其實這里面隱藏一個故事大家都可以注意，中國富豪每一年都有一些人上去，有一些人下去，2000至2001年百人富豪已經換過名字，2000年我回國學到一句話，有關系就沒有關系，沒有關系就有關系，在中國這么大的我們沒有關系很難，不靠關系很難，中國這么多的企業和政府發生關系的有很多。這個地方我的想法是什么？資源的取得，渠道的分食，競爭的排擠，審計的規避統統都要依賴人際關系。有一段時間天津的夏利不可能在上海，所以上海的桑塔納就根本不可能在天津發展，講穿了就是一種保護，其實就是人際關系。我們常常講其實沒有人講過這里面千絲萬縷的關系是扯不清的，這就是人際關系。國民黨派一個特務躲在云南都給抓起來了，結果山西煤礦每一年都給人家搞死了都不知道，其實這就是人際關系。中央終于決定以后任何地方與煤礦有關的拿上來我們統統辦，所以現在地方政府慢慢撤資，這不是不知道的。因為中間有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如果做生意常常要靠人際關系，對于不重視人際關系的人就吃虧，對不甩人際關系就是倒霉，所以一個人太正義，太廉潔就無法生存。所以今天早上幾個前輩說我們是情理法而不是法理情，西安城墻上面有一句話是知識對財富的積累。另外我想加一句話它的人情對法律讓步，中國應該是一個重視法律的國家，以法律治理，因為中國人治太久了，弄得最后大家完全都搞關系，講得好聽一點就是人以和為貴，講得不好聽就是總是搞人際關系。

　　今天早上提到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其實我國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哲學思想非常燦爛，其實中國人不是沒有這個思想，漢武帝之后特別不學無術，就慢慢形成以人為主，我不是說它不對，也應該有順序，因為中國人應該把韓菲子、韓仲、管子、老子、莊子來研究，我聽過一個管理學者說了一句漂亮的話，沒有管理的管理是最高境界，真漂亮，講到道家去了，其實那是金字塔的頂端，先把行為做法做好。外企和國企最大的不同就是細節，汪中求特別強調細節決定成敗就是這一點上，人際關系在全世界都有，問題是碰到法和理誰在前面，有人一定要講人際關系，但是法要在先面，理在第二，情是第三，基于這個道理就會想明白為什么在中國出一個車禍總是有扯不完的事情，在國外看人死在哪里，一看在快車道，就說你可以走了，躺在地上的人活該，而在北京試一試看看，其實就是人情太重要了。

　　我們看企業領導家另外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企業領導人的成長背景，企業領導人的成長背景制約了他們的管理能力，這是我們第二個觀點。大部分企業家以前有很多都是很辛苦的長大的，有的企業家出生鄉鎮企業，有的企業家出生生產大隊，有的企業家出生國企，有的企業家出生政府官員，甚至有的是老三屆，因為這個情況制約了他們的管理能力，我們的企業家在國際視野、外語表達可能有一定的不足，與人溝通的技巧可能有不足，因為我們靠關系；可能決策能力不足，可能個人教養、學樣、和涵養等不足，因為以前在農村待過，甚至多元化思維不足，因為蔡校長說過一句話中國人缺少美學教育。這應該是一門學科，歐美國家的大學都非常重視這一門課，在韓國把道德學當成必修，聽說在韓國不管你讀什么系，有是物理系和醫學系道德學不及格不能畢業，韓國人都在做，我們還是這個文化的源頭怎么來看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變成很多企業領導人沿襲的模式，大家跟著政府走，跟著國家走，我們看這個國家政府怎么成長模式，因此國家的成長模式就是我們的模式。中國應該告訴唯成長論，我們應該多注意一點環境，多注意一點道德，江澤民先生說一句話非常有道理，但是對于國民素質沒有特別注意。國民社會的教育沒有人負責，中國領導人從皇帝到現在，包括蔣介石和毛先生都沒有特別思考這個問題，國民素質不好，在競爭當中是排名落后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不要常常強調GDP和強調百分比。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圖片。最近我們的汽車要走上世界，上海汽車、第一汽車都開始走上世界，今年法蘭克福世界汽車大展，吉利、江鈴、華晨都去參加了，但是他們要求測試，而江鈴就做測試兩個車一塊撞，法蘭克福說20年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撞車，韓國汽車在美國曾經被掃地出門，這個事情應該給中國很大的教訓，我建議我們要出去好的，要不然就不要出去，我不相信我們車子一撞是什么樣子不知道，這是我們另外一個想法。根據這個我們來看一看結論，現在都是量重于質，大家都比賽數量，很少有人強調質量，其實品牌做久全靠質量。大家全都強調總體收入不重于個別效益，為什么一個公司產品先不去每一個研究稅后利潤，都是擺在一起，大公司傘一打開中國人壽都在里面。另外就是短期成長重于長期目標，如果短期真的重要，為什么老要看我們的GDP，北京搞GDP，找上誰比得過它，江蘇省的省會是南京，他要招商連云港怎么跟他搞，其實北京要照顧整個中國，石家莊要照顧秦皇島，南京要照顧徐州，而不是要把自己的GDP搞好，這就是把短期成長看過長期目標。另外就是穩定第一，只要不鬧情緒，不給國家帶來麻煩，就是穩定第一，一切該走的不走，該做的不做，所以沒有強調比穩定更重要的是實質，但是因為一個穩定就把其他的給掩蓋了。企業還有一個很痛苦的地方，就是地方官員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去浙江溫州，跟一個很大酒店總經理在說話，他突然說等一下市委有人來了，等到市委的人送下來以后又跟我繼續講話，他說坦白我不喜歡市委市政府的人來這里消費，第一他們很難搞，第二不可能賺他們的錢，他們來吃龍蝦說這只龍蝦要不要100塊，他說大概80元，其實真正付出的是2800元，但是收錢的是320元，地方官員不高興很麻煩，難怪一撞就撞成那樣，就是沒有時間去想造成的。

　　第四跟我們領導人有關的就是人才留不住，技術很普通，制度只是形式。是我們的第四個麻煩。這里面我們看兩張圖片再來看看我對這個事情的總結。前一陣子我們曉得微軟的總裁總經理唐駿從微軟到上海的盛大網絡，唐先生講過一句話，有兩種公司是不存在人才流失的問題一種是特別優秀的企業，一個人別人挖不走；另外就是特別糟糕的企業，你的人不值得挖，但是唐先生從微軟到盛大，我有機會問他我說微軟是這兩種企業當中的哪一種。另外一個人也跟這個有關系，李泰富，李博士也從微軟到GOOGLE，我從來沒有說他們不好，但是搞企業要注意，現在社會跳槽很快，轉變也很快，他昨天所說跟現在所說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總結，跳槽不斷是功利主義，互相抄襲是沒有把人家的東西拿來改良和優化，全國那么多快餐公司在學畢勝客、麥當勞、肯德基三個公司，肯德基三個月就把小肥羊比下去，我們只是抄襲但是并不是優化，日本人說另外一句話是仿冒加改良得有創新，所以電子根本不是日本發明的，但是日本第一，

　　最后一個就是社會。其實企業家有著非常重要的責任就是教育消費者，其實敢教育消費者非常之少，大部分都是不愿意得罪消費者，其實消費者講得好聽一點就是消費導向，講得不好一點就是世俗文化。在這里面我們看兩張圖片，第一個圖片美國企業最在乎是利潤和股票價格，歐洲企業在乎的是社會生活品質和社會供求，所以我們學美國的管理不如學歐洲的管理。全世界行銷歐洲不如美國好，甚至不比亞洲，但是一講生活品種連聯合國包括在內，世界分為八個區，第一是歐洲，我們亞洲是倒數第三名，所以賺錢不應該是第一位，不要世俗化。所以我讀書堅持要讀一次美國，讀一次英國，就是我體會這兩個國家有什么不同。最近有

　　我做一個總結，前面大家都說得那么好我不用錦上添花；第二我的話可能使一些人聽起來不好聽，但是請大家見諒；第三我們希望中國強大，中國能夠更好，總是希望能夠把不好的事情或者有待改善的地方盡快梳理，免得大家聽久就變成一個習慣，不好的負面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影響。中國的成長是到達了一個轉折點，萬一這樣就不得了，中國富強只有20、30年，人家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句話只講對了一半，應該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是只有到2020年，中國如果沒有進入世界5強我認為這個機會就失去了，就剩下最后一個祝愿，愿中國強大。

　　主持人：余先生演講非常精彩。不知道大家聽過癮了沒有，如果沒有聽過癮，我們以后的論壇還會請余先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