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0月29日-31日由《中外管理》雜志社、北京中外企業管理培訓中心主辦的第14屆中外管理官產學峰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峰會主題為2006·中國企業“贏”思維。以下為主題論壇：應對市場突變的智慧論壇實錄：
主題論壇：應對市場突變的智慧
劉曉光(首創集團總經理)
施永青(香港中原集團主席)
文宗瑜(國家財政部資本市場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楊 光(《中外管理》雜志執行主編)——主持人
李 肅(和君創業研究咨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
李光斗(李光斗品牌營銷機構首席策劃)
主持人：在企業經營中決策總是突變的，怎么才能處變而不亂，接下來嘉賓主持人楊光將和嘉賓一起探討。
楊光：非常感謝大家在這樣一個時間跟我們探討這樣一個問題。非常感謝主持人，因為今天在座五位嘉賓都是如雷貫耳的專家，我利用自己的權利介紹一下自己，在我自己虛榮心得到滿足以后，從容給大家介紹一下臺上五位經濟界、企業界的精英。首創集團總經理劉曉光，做實業、做地產都做得非常出色，同時也熟通金融，又是博士生導師，宜商宜學非常厲害。香港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施先生和劉總都是地產界的，一會兒溝通可能會有有意思的內容。李光斗品牌營銷機構首席策劃李光斗，李先生策劃很多知名企業的運作，有很獨到的經驗。和君創業研究咨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李肅，李肅先生給很多知名公司做產業顧問，對產業有很深的造詣。國家財政部資本市場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文宗瑜，文先生對于國內財政的角度，對國家的經濟有非常深的理解，一會兒可以聽到他精彩的發言。今天的題目是應對市場突變的智慧，市場不斷變化這沒有問題，但是我發現最讓我們驚心動魄是突然起來最大的變化。在地球歷史上曾經恐龍非常強大，但是由于氣侯不能適應一夜之間就消失了。美國曾經有一位專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抓住市場軌跡中的突變點，方能順勢其勢的發展。首先第一塊內容我們請我們諸位專家對這樣一個題目能夠就他自己的理解進行一個簡短的闡述，首先請文宗瑜先生從國家宏觀的角度對我們整個市場情況談一下意見。
文宗瑜：各位早上好，我們現在國家宏觀調控，我們仍然處在一個階段。從目前具體情況來看在未來三至五年比較長的時間之內，中央政府國家在宏觀調控方面是這樣一個導向，通過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為了滿足經濟發展需求。應該說從我們未來三至五年的基本趨勢來看，我們GDP的增長總是在這樣一個區間，中央政府希望在每年維持在6.8%至7.8%。但是在2006年因為高速增長有一個慣性，因此每年GDP的增長仍然會超過8%甚至到8.5%，這樣高的增長可能與中央的希望有一點偏離，因此我想在未來幾年中央宏觀調控力度要繼續加大。通過繼續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放慢經濟發展速度，緩解目前已經出現的深層次社會、經濟矛盾。從目前的基本導向來看，就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發展速度比較快，我們許多社會的問題表現得越為嚴重。因此我們判斷這樣一個基本導向，就是放慢經濟發展速度。放慢經濟發展速度，我想對于整個重工業出口、制造影響巨大，放慢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我們帶來一個很大的弊端，就是帶來就業崗位的減少。如果我們GDP增長7%以下，我們就要減少980萬的稅收，因此如果我們把GDP的增長達到6.8%至7.8%，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就業崗位的問題，通過減稅、減費來承擔。因此我們將今年個人所得稅的調整，滿足了我們減稅減費的需求，我們通過減稅減費保證就業崗位，因此這樣對于企業來講，我們就是在未來三至五年，五至八年的就業負擔，國家通過減稅減費主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增加就業崗位，第二就是為企業增強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因此宏觀調控不僅是要放慢經濟發展速度，我們仍然有利好的因素。我覺得最好的利好的因素就是減稅發展，將使中國的企業在未來三至五年，五至八年的時間內完成較好的積累，實現自主創新。
從國家目前宏觀調控的工作，未來得發展趨勢我認為有三大行業，或者是有三個方向，應該是在整個國家宏觀調控持續發展的三大行業。一大行業就是公共企業、公共產業，我們這里面講的公共企業、公共產業主要是供水、供熱、供氣、供電、垃圾清掃、園林規劃、地鐵、長途客運等等，我們要在這方面重點發展。我們要進行體制配套改革，也要維持這樣的產業高速成長，目前政府所推動的政治、經濟一個基本的導向，社會基本改革就是鼓勵農民向城市轉移，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我們一個基本的設想是用30年左右的時間，要把4.8億農民轉移到城市，因此我們目前碰到的社會體制改革也支持這樣一個產業高速發展，同時供水、供熱、供氣、供電、園林規劃、垃圾清掃等等也發展，我們基本的導向就是要把縣城的管理提上一個臺階。第二大塊就是制造業，未來基本導向就是把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成一個東北制造基地，國家未來五年發展規劃，我們要為中國制造設備、制造業投入8000億左右的資金，來支持中國的成套設備制造業。要發展和推動中國制造業、配套業的發展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目前中國制造、尤其是輕工業制造我們缺少，因為中國和美國、德國三個制造大國，美國、德國主要是飛機等這樣的制造，而我們是低價的制造，三個制造大國，其他制造大國都是賺錢，而中國出口還要退稅，未來5至8年出口退稅要停止。我們要從原來輕工業產品制造轉向設備制造，因此我認為在未來5至8年，裝備制造業將在中國得到政策支持，發展較快的一個行業。第三個產業就是環保與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我們能源替代將成為我們整個國家的一個重要任務，核電，包括海洋能的利用，包括其他汽車新的替代能源將成為國家政策制定的重點，像核電已經加快了發展速度，我們今年核電投入在山東海洋和遼寧大連進行，預計未來不到10年我個人觀點會達到15至25，包括海洋風能的利用將是一個新的領域。同時國家支持上對于整個汽車制造業的替代能源，這方面要加大投入。包括海洋資源的綜合利用，主要是國家要支持的一個重點。另外從工業來講，工業資源的再生利用，因此我認為從未來來看，我們要支持第三個產業就是環保與能源開發的問題。我認為在未來宏觀調控的三大產業，要有較快的發展速度。
與之相應我認為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之下，我們大多數中小型企業主要是做兩件事，一件事就是培育股東和員工，我認為我們26年的改革開放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員工和股東沒有企業發展的常規系統，因此在其他方面強調股東要有企業發展的常規系統，再就是三個原始積累，應該說大多數企業，中國企業沒有經過三個原始積累，我們講的三個原始積累就是資本原始的積累；第二是發展的積累，第三是期待價值觀的財產積累。我們在跨國公司研究的三個材料原始積累的周期和生命周期有一個關聯關系，這個關聯關系就是一句話，三個存量它的生命周期。因此我們中國的中小型企業，包括一些大企業要進行三個存量原始積累。
楊光：剛才文先生說到三大發展行業大家要記住。企業市場劇變不僅僅帶來機遇，也可能帶來一些企業措手不及，不愿意去面對的情況，但是這是我們必然要應對的一種現象。下面我們請劉總，作為地產界的精英，今年地產業應該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家又有很多的政策出臺，你5月份發言說要同業人要注意，因為我們房價過高可能會對行業采取一些抑制的措施，現在從你的角度來看，今年4月份調整帶今年年初的時候遇到了。
劉曉光：地產新的變化非常大，造成整個地產市場實際上出現了震蕩。實際上2003年6月份，121號央行文件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映，總覺得來一下就過去了，結果沒有想到一個一個政策出現，我覺得我們變化非常大。我們實際上是受到影響了，在今年中期我們發表了利率額，就是我完不成我的利率額，主要的影響是三條，第一條就是房地產行業受重大的變化，我們受到影響就是應該開工的項目放慢速度，比如開工10個只開工3、4個；另外現在完工比例擴大，必須100%的完工入住。現在個毛病，第一個企業文化，一個企業隨著某種信息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全球化的發展非常快，過去一個地方的變化現在來講全球一體化越來越快，所以全球一體化的不明確因素太大了，政策不明確的因素太大了，最近我們開了一個盤1000棟，根本沒有辦法。
另外CEO過去關注企業自身運營經營管理運作，現在看密切關注政策的變化、宏觀的變化，要有這樣超前的眼光，不能只看自己的管理運營，而不看宏觀環境的客觀變化。地產來講對我們影響非常大，所以我們就要調整，因此從融資的角度來調整，從地域的角度來調整。在天津、無錫、太原等地方，如果一個企業要有超前的眼光，如果我超前一點，可能在2003年就超前，結果2004年8月份才開始，這就是市場突變沒有足夠的智慧，謝謝。
楊光：我們看到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你一個信息出來，我們怎么判斷這個信息，因為我們在應變當中會出現兩種極端的現象，一種就是聽風就是雨，所以出現先開槍后瞄準的情況，也出現了嚴冬的現象。另外一種現象就是延遲了采取措施，給企業帶來了災難，下面請李肅先生給我們分析一下，就是你在看到一個信號的時候，比如說政府的文件，或者是外界的傳言，或者是某一種學者的說法，作為企業家怎么判斷這是真的突變還是假象的突變。
李肅：我們是從事了20年的中國的企業的咨詢，在20年期間，我看中國企業的起伏波動，它實際上有三種巨大的沖擊，而且每一種巨大的沖擊企業家如果沒有評測能力一定會有影響。在80年代你看大多數掙錢都是來自政策，因為當時雙規制，所以雙規制真正掙錢是來自政策，當時誰也沒有預測到，誰也沒有想明白，宏觀調控直接的力度對于生意的影響實際上是非常直接，所以80年代所有企業掙錢都和雙規制制定政策，而且你仆役自己單獨跑出來一個政策。兩次宏觀調控，88、89年搞了一次，93、94年又搞了一次，這兩次宏觀調控的政策，一下子導致中國大量的企業突然進入市場，在這個過程當中確實有相當多的企業家預測到，該跑就跑了，93、94年的時候誰從北海、海南跑得快，就找到新的發展方向，凡是死在里面那就是多如牛毛。而現在政策性的波動日益從宏觀性因素轉向產業性因素，也就是行業性的政策越來越多。最近我們研究地產業、鋼鐵業，都是國家政策對于這個行業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而且整個產業界是罵聲不絕，全都覺得政策都弄不明白，但是這些政策目前出來對于企業結構的調整非常大，就是整個推動力非常大。最近我們看鋼鐵業，國家政策一掐死，大片的民營企業關閉，整個大片的鐵迅速調整，現在9家合起來搞出至少800萬噸的企業，在中國排位很前。所以中國政策的波動，對各個產業產出巨大的影響，現在企業家的評測能力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看90年代我們做中國企業顧問的時候，看得很明顯是市場機會和市場分化和市場波動，整個90年代我們看中國企業在股市發了一文，地產發了一文，搞資產重組又發了一文，制造業向鄉村轉移，向區域轉移又發了一個文，一輪一輪市場機會怎么把握，在市場機遇面前逐漸地走向微利時代，產業是不是能夠預測到你在里面是什么樣的地位，90年代誰能預測一把，誰能抓住潮頭就上去了，誰還在潮尾就死定了。所以市場趨勢來看就像曉光講的越來越全球化，從鋼鐵業來看中國的結構來看絕對夠了，但是全球業來看我們看中國的鋼鐵業替代全球的鋼鐵業達到50%至60%的比例是沒有任何的問題，所以就開始重新投，現在投資沖動最大，投資效力最熱的就是民營企業，這種市場大規模的變動出現了新一輪全球化的問題，中國企業應該重新改變視野，不改變視野在原有的市場里面去想你的生存和死亡可能什么都沒有了，這是第二個問題在90年代我們感受比較深的，現在大多數90年代當年能夠暴發的機會都沒有，現在都進入低迷時代拼死競爭，在這個過程當中誰有全球競爭力，到底怎么提升自己的素質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問題，現在我們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企業又碰到全新的問題就是法律風險的問題。市場實際上現在多數人在自己行業里面都知道自己的趨勢，沒有突發性的市場機會，也沒有那么大的突發性的市場麻煩，真的說到底，在全球化的問題當中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現在中國的企業全部都碰到非常深層次的法律問題，就是歷史上民營企業的原始積累也不夠規范，中國企業打到全球，又被整個全球利益阻擋，現在客戶訴訟能力，對最大品牌的壓力，所有法律糾紛越來越多，所以你看到最后一打完以后死的東西越來越多，弄一弄歷史上出一個麻煩就把你抓進去，所以現在大批優秀企業家，產業能力擴大的企業家就抓起來了，在網上大肆申辯都說你不對，我們在國外看有很多這樣的法律，美國很多法律違法案件，其實當時在社會條件下作為輿論允許的范圍，總統、州長都可以出來赦免的，就是法律對很多特殊問題進行特殊處理，但是咱們現在很多法律問題，國營套出30億也沒有聲，民營套出10億也要抓你，法律帶來的風險問題非常多。所以中國企業做好各種各樣法律準備，在法律界限邊緣里面認真經營現在又提出全新的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從我們20年的經驗來看，因為我們做了30多個產業，1000多個客戶，做下來去看中國企業三個階段碰到各種各樣的風險和問題現在逐漸聚焦到國有企業，也就是所有企業都要研究市場、政策、法律，三大風險面前早做準備。
主持人問我到底怎么做好準備這是技術問題，因為做好準備要有三個層面，第一要養一批專業人才進行各種各樣的研究，各種各樣的預測一定要做的，焦炭企業我們看小民營企業平臺非常小，最低谷竟然養了一批人，他一直判斷焦炭會上來，所以他不斷往上推，所以企業的研究能力判斷能力其實來自于你的基層的積淀，也就是剛才文博士所說的積累，他講的三大積累里面，資本積累、管理積累、文化積累，實際上是這些東西研究積累到多大的程度。第二應該說中國的企業，所有的人在理論上的積累基礎上還有現實的感覺力，其實商人作為一個大企業家，第六感官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企業家真的是我們做了上千家企業顧問之后，真是感受到企業家確實是一種特殊的才能，這種才能有很多的天分，你要提升你自己的特殊能力，要有敏感性，要有自己的特定素質。第三認真使用中介組織，中介組織宰割中各樣的應變過程當中，由于長期經驗積累，作為公共平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種財富是無形的財富，怎么使用，到了真正危機怎么讓中介組織幫你渡過危機，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謝謝大家！
楊光：剛才實際上提到需要對市場應變反映速度，我們也希望論壇進行過程當中，在座諸位能夠對嘉賓的發現有更快更積極的反映速度，能和我們嘉賓有互動，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舉手，或者是寫紙條我代替你向嘉賓提問。繼續下面的內容，剛才提到全球化的趨勢已經對國內區域市場產生影響，這方面施永青董事長應該說本身經營就是全球化，本身是香港做地產中介，很早就進入中國內地發展，可以說施先生在內地的發展和我們雜志社，和我們年會同齡，同一年來做這件事情，所以施先生對于全球市場的了解很精通，你看今年地產業的發展，從中原集團的方面你的感覺是痛苦的，還是覺得我更如魚得水了呢？
施永青：各位來賓，很高興在這里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對這個題目的看法。對市場突變應對的智慧，我本來只能講出一些方法，但是你們提出智慧是很高層次的。我自己和大學里面的理論，市場里面流行的管理方法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我記得我在香港參加一個本土的高級官員培訓的時候，大學管理的教我們怎么預定，就是沒有出現之前就要準備好。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大部分未來做的準備都是浪費，現在好象禽流感要做這個準備，要做那個準備，都是一些西方的官僚系統的結果，他們怕給人家攻擊，一早就做準備那是浪費資源，所以我自己做老板，我就不做這種沒有意思的準備，我情愿發生了才去反映，生物界都是反映的，沒有預映的，所以預映是不劃算的。
我看生物演變的過程，面對的突變是很多的，像恐龍就沒有了，就是小行星撞下來，天氣變化就滅絕了，這做什么準備，不知道什么時候撞下來。禽流感要病毒產生基因變化，變成什么樣你還不知道，變成什么樣的病，所以我自己看生物演變的過程中，不是靠準備去應變的，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應變方法？是多樣性。恐龍的強是適應當時的環境，所以環境一改變它的強壯就變成它的負累，他又大吃得又多，天氣變化就變成他的負累，當時給自己企業搞得那么強，你現在強不是將來也強，所以我自己感覺到其實企業內部多樣性，企業內部的自由度是應變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企業我主張是無為而至的，如果中央太強的話，把下面的東西都限死了，那你這個企業就沒有應變的能力，好象中國也是一樣，以前是完全的計劃化，中央都定好了，什么都是要這樣做的，那你就沒有應變能力，以糧為綱，種糧食為主，這塊田適應種花生你要種水稻，就沒有應變能力，而現在民營化了，我們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每一個小老板都在想辦法各自去適應環境，環境一變總有人是淘汰的，我們不能夠說整個社會沒有人淘汰，但是我們有多樣化的，有一部分人淘汰，有一部分人沒有淘汰，而是適應下來。在我的公司我允許地方的小頭目，有一定自主的空間，有自主的空間他就能夠按照他自己的情況，他自己的環境做一些調動，不是每一件事都要開會，都要問領導，領導說得算，那你就沒有應變能力，應變能力就是要有一定按照情況適應的能力，所以我自己覺得很多公司沒有適應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過去的成功的迷信。現在這里面做的都是企業家，或者是高層的管理人員，你們都成功過，沒有成功就不叫你來了。但是成功，也是你們沒有應變能力的重大原因，因為你們越來越高，跟前線脫離了，他們跟你反映一些意見，你已經聽不進去了，我十年前就是這樣做的，你看我做得多成功。這種情況下你有沒有辦法吸收新的情況，你要應變就要吸收新的情況，外面出現了變化，你還沒有知道，變化了你知道及時反映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公司一旦成功了，把成功的經驗固定下來，就是現在搞什么ISO9000什么東西，都是一條一條寫好，越是系統化，你就沒有應變的能力，系統就是一個扣跟著一個扣，緊緊的去配合當時的情況。當時情況一變你就變不掉，一動整個系統就可能崩潰了。所以我在應變的情況下，我保持系統的一些靈活性。
怎么樣靈活性？就是制度要越小越好，我是松散的組織，收縮的管理。你們聽起來可能不象話，但是有一定的松散性，它才有應變能力，嚴謹性沒有應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們公司里面應該有一個信息流通系統，一個公司其實也是一個生命體，一個生命體好象人的腦子也一個神經系統，神經系統的信息怎么樣來溝通，就是公司里面有一個開放的文化，下面的信息才會有機會上來，沒有信息的流通，今后你就沒有學習能力，有學習能力才有應變，當然我剛才說的是一個特變，因為在社會變化過程當中，有兩種變化。一種是必然性的變化，我們當然可以研究市場的規律，社會的規律，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今天不講；今天講的是特變，特變是有偶然性，偶然性就是通過你們公司的文化、公司的學習能力，公司的靈活性，怎么去反映去研究新的情況，這就是我所說的要松散性、靈活性才能做到不迷信的成功心態。
楊光：下面參會企業家提到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交給我們文博士回答可能合適一些，這個問題是這樣的，我們是中小企業，市場突變還能夠應付，但是政府風險實在難以規避，一個規定就讓你的土地凍結，讓你交的錢的土地拿不到證了，政府如何給企業降低風險？
文宗瑜：這個問題也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夠解釋清楚。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應該說一個企業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作為政府尤其是轉型時期的政府，我們從中國轉型時期來看有兩大風險，一大問題是社會動蕩的問題；第二大風險就是金融危機的風險，因此這一次宏觀調控是不得已的宏觀調控，放慢經濟速度不能以犧牲企業的利益為前提，但是在中國轉型時期社會動蕩的問題我們是不能回避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央在考慮這一次宏觀調控的，不僅僅是從經濟角度，更多是從社會角度制度改革來考慮的。
楊光：在座每一位能夠把政策背后理由、原因吃透，可能對于降低我們政策風險就會有幫助，希望大家能夠真正回味文博士的回答。下面我們繼續進行討論，剛才施總提到很周期的問題，他要把他的決策層下放，使得他更能夠在發生情況更快知道，更快速度反映，這個問題請問李光斗先生，因為今年我們確實感覺到尤其是消費品市場，大家都關注的產業應該說都發生了很多的事情，小事為什么能變成大事，很大的原因就是企業做出反映不夠快，不夠及時。我們看今年不管是國內光明早餐奶的事件，包括肯德基的蘇丹紅事件、SK2等等這樣的事件，從3月份至少有7個消費品被媒體曝光，這樣的問題比往年更猛烈一些，對企業影響也更大一些，你作為企業營銷非常有造詣的專家，你覺得消費者的理性，媒體話語權的不斷增大，可能對于市場突發，短時間內巨大的影響力，作為大眾消費品的企業我們應該怎么樣面對這樣的變化？
李光斗：謝謝，主持人的問題講得非常好。我先講一個輕松的話題，談戀愛和發言最大的區別是什么，談戀愛一定要先談，先到先得，跟市場機會一樣；發言也不要最后發言，因為前面的專家把智慧性的東西都講完了，我再有本事也跳不出來。我也接觸過很多企業家，一直為中國的企業服務，中國企業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往往是中國一直處在機會營銷的階段，大家非常關心機會。機會和機會相對應的一個詞是什么？風險。大家非常關心接下來一年，至少2006年的時候我們會面臨什么樣的問題。說市場會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糟。第二，機會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我可以回答這兩個問題，肯定市場會越來越糟，絕對不會越來越好；第二個問題與市場越來越糟相對應是不是機會越來越少，錯了，市場越早機會越多。企業家本身都是機會主義者，不是機會主義者就不會做企業家，這是我們得出來的結論。
第二，面對市場危機，如何用中國的智慧去應對。我覺得施先生講得非常好，我有很多醫生的朋友，我同時也關注這個問題，全世界面對大的流感，我說是不是可以打疫苗，所有街邊醫生都說趕緊打，我這有很多疫苗趕緊打，因為他要賺錢；而我的醫學朋友說你現在打干什么，等到真正流感來了所有的抗生素都沒有用了。面對問題怎么做？任何企業都有一個作為叫做微弱信息搜尋機制，中國市場面對這個信號沒有微弱信息搜尋機制，當政策來了以后一下就瞠目結舌，其實政府的政策是一點一點釋放的。離政府最近的就是文博士，政策不會一夜釋放，會一點一點釋放，這個時候要搜集。面臨市場微弱信號怎么去搜集？我聽過李嘉誠的演講，很多的故事，說他做房地產，其實就是在60年代討港潮的時候說到底文革的思潮會不會蔓延到香港，他接見最高是東莞一個大隊支部書記，他說我們不會搞到香港來，雖然也把英國領事館燒了，這是他的判斷沒有問題。我服務的一個企業，也是中國最大的乳品企業之一，當富氧奶粉的時候，說你奶粉不合格馬上就要崩潰，而他們老總馬上加大奶粉的生產線，因為以前農民買奶粉不認品牌，當富氧奶粉經過黨中央國家領導人的教育，買奶粉要買品牌，說要去買這個品牌，去買奶粉都要帶著袋子去，圍繞信號搜集機制就要考慮到企業家精神。美國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的者他說美國所有經濟貢獻都能統計出來，技術投入、資金的投入，但是企業家的投入怎么判斷出來。
我們說三個問題，第一是市場細分理論失靈；第二叫做危機日常化，企業家天天坐在火槍口上；第三就是4P理論，企業家說4P只是學會價格戰，這里面企業面臨一個如何選擇的問題。因為這里是管理高峰論壇，面對這樣的時候我們要學會一個差位理論。就是在中國市場不斷膨脹的時候，雖然現在是第四次宏觀調控，但是中國市場機會與其在原來的市場不斷細分，不如在另外一個市場突破。蒙牛的成功就是單一產品的突破，一箱牛奶由50元下降到30元，這個時候對于家庭主婦的沖擊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很快做到全球最大。
最后就是中國企業家應該選擇先強后大還是先大后強的問題？如果按照市場競爭發展狀況，發展幾個階段，第一是政治經濟學時代；第二是產業經濟學時代；第三是財經時代。財經時代本質是品牌時代，為什么說洋品牌都有9條命，貓都有9條命，而中國品牌只有1條命，可是可口可樂等會倒嗎？就像我看到蘇丹紅事件的時候，肯德基仍然很多的人去吃。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追求先強后大，說管理非常好，非常精細化的管理，到最后企業喪失的是市場機會，所以又回到原點，整個中國是機會型的社會，中國企業面臨也是一個企業家。你如何抓住新的機會，所以當市場越來越糟的時候，我們看到互聯網時代有多少機會，我一個大學同學，以前跟我一樣，大家都做服務，做咨詢，做廣告這個行業，突然有一天他去了美國，他看說在電梯間放一個電視機會很好的，但是美國失敗了，美國寫字樓非常少，回到上海他就開始做了，但是兩年之后是什么樣，他說現在一個月的營業收入是2500萬，馬上也要在美國上市，中國就是充滿誘惑機會型的營銷，機會型的社會。
楊光：我聽到李先生的發言很受啟發，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考慮，我們看“十一五”規劃里面強調以后會加強對于食品、藥品這類可能涉及到百姓日常生活健康安全這些產業要加強監管，聽著好象很嚴肅的消息，但是可能通過李先生的發言，我們會覺得這對于我們來說可能是更多的機遇，只要你是有真金的話，這個時候發光是最好的時候，你應該抓住機遇，而不應該猶豫退縮。剛才提到應變怎么處理問題，尤其是媒體，或者是輿論和政府正在不斷產生一種互動的效應。前一階段媒體關注這樣一個話題，為什么中國的500強納稅名單里面很少有地產商的謬論，甚至前300名都找不到，可是各種富豪榜卻看到地產商的名字。又發現查出稅務問題時不時還有地產商的影子，于是三段論就有結論，聽說北京市稅務局要做一個試點，要對地產界的稅收做出政策變化，全國地產業的試點，如果在北京成功可能會推廣到全國，對全國的影響也會很大，我不知道這個傳聞對不對，以及劉總怎么面對這樣一個變化？
劉曉光：地產稅非常復雜，但是是在17個項目里面，不是集合起來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地產界也不是一下就能體現，從批到建到銷售要兩、三年的周期，不是當年就能體現出來；第三如果仔細查地產商交的稅還是比較多的。
楊光：企業有委屈，就要向社會不斷解釋，社會對于企業做出正面的評價，這樣對于我們企業形象，對于產業發展都會有很重要的作用，以后我們會拭目以待，首創這方面可能會有很多很出色的舉動。剛才也有一位參會代表提出問題，也是提給文博士的，希望你能簡短做一個回答。他說聽了關于“十一五”鼓勵汽車替代燃料政策之后非常激動，他想問能不能再明確一點哪些燃料是國家推薦的，國家會出臺政策具體怎么鼓勵大家做替代性燃料？
文宗瑜：這個問題因為國家相關部委已經調整，基本上是一個導向，至于這個導向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公司，你去做什么樣的替代能源可能由企業自己來決定。
楊光：關于剛才提到企業當中可能存在管理和機會這樣一個問題，那么在座臺上像地產業和零售服務業大家感覺更多內部不是靠經營管理來支撐的，比如說零售業把店址選好，可能比人力資源、內部規劃更重要；地產業又覺得有方法從銀行貸到款，能夠有辦法弄到地皮就萬事具備了，其他的管理不是很重要。更有人說這是拍腦袋吃飯的英雄行業，策劃能力可能會比管理企業更為重要。但是隨著今年劇變當中我又聽到一種聲音，企業注意內部的投入，我們不可預知變化，但是變化來了以后我們抵抗堅持的能力，這樣對抗震能力有幫助。施總你剛才也談到我們內部系統應變，你稍微做一個闡述，因為我們聽到你的部下有這樣一句話，就是我們中原的出身，我們想聽一下中原的出身是說什么？
施永青：我不明白我們部下怎么說的，可能覺得我們中原是香港來的，有洋迷信，我發現大陸企業競爭力都是不差的，尤其是房地產業的發展，外來的企業來都不看在眼里。我記得深圳有一次土地拍賣，新宏基也去了，新宏基去了跟我們打聽什么樣的價錢，我們都告訴他的，我們覺得他們連舉手的機會也沒有的。為什么？因為他們外來的企業冒風險的能力與本地的小得多，發展投地誰能夠投得著？就是對前景看得最好的，外來的人因為不了解，要了解才能出錢出得最高，所以我覺得外來地產商發展很難跟本地發展商相提并論。剛才也談過政府政策對房地產的影響，其實房地產受政府政策影響是最大的，利在政府手里，怎么樣營運政府的綱領也很大，什么時候批給你，什么時候預售，什么時候給銀行的貸款。但是我看到政府的政策不斷從鐘擺倒向另外一邊，所以當時我們不僅要看房地產業本身，我們還要看社會，看政府。
在去年對于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但是去年還沒有成效，2004年上半年我們這一行已經看到要宏觀調控，但是后來下半年發現宏觀調控沒有太大的投入的時候，到了2005年又拼命上升，2004年底、2005年頭升得很快，當時我們的同事說宏觀調控沒有用，這個項目沒有，我當時的看法就不一樣。我當時的看法，我說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他根本的一些原因，那是不達目標不行的，達不成目標還有更強的來。我為什么說這個情況，這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我看中國房地產的市場，有樓的人，有地的人財富大幅度上升，全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這個情況影響國家一定要管制的，不能不管的，在香港都要管何況中國。另外就是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大量的資源流到大城市房地產行業，好象香港96、97年常說過一些做工廠，本來在深圳做工廠的他說我今年的訂單也不敢接了，他的生意很好的，為什么？他說他的老婆說你這么辛苦，又在香港買原料，到深圳做生產，一年專的錢還不如他老婆在潛水灣炒了兩棟樓，這種情況在前一段時間也都出現了，很多人都把資金投入到房地產業里面，中國就出現窮傍富的現象，辛辛苦苦一年做小工業賺的錢就到浦東買一棟寫字樓，就困死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這是國家不能不處理的，如果他不能不處理，他做了這一部分的政策出來還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的話，他一定會做出讓步的，所以我知道政策肯定還會有第二輪出來。
文宗瑜：房地產的暴利讓富人變得更富，讓窮人變得更窮。這句話就是把房地產必須調控下去，房地產要成為中國大產業，但是要成為一個平均利潤的大產業。
施永青：我贊成整體的宏觀調控，在壓房地產的時候也要非常小心，因為房地產97年香港壓下去之后，整個社會的資產的結果，就是很多人的消費能力，他們的再投資能力都被破壞了，整個經濟受影響，這是影響很大的。還有一個情況我覺得中國也要看整個國際的情況，美國現在有一個新的聯邦儲備局的局長上任，他是能夠忍受通降的情況，他也是認為房地產在美國上升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美國這兩年出口又小，政府又亂花錢，他們什么也沒有就把地價上升，他就把地價上升買中國廉價的產品，買廉價的石油，我們沒有理由把自己的資產值壓下來讓美國人來收益，在這個世界上好象股票，PE高的股票就可以吃掉PE低的股票。什么叫做PE高？就是市場和盈利比是很高的，就是升值越高在整個金融資本市場競爭的時候，吃掉龍蝦的能力更強。如果我們房地產的價格上升，他們來買我們的樓，我們現在國家很擔心外來的資金來中國炒樓，其實讓他來炒，他拿美金來買我們的樓，我們就可以拿他的美金買他的科技，我們生產出去多辛苦，所以我們競爭的時候不能夠不管整個世界的競爭環境，美國如果他是搞資產升值的話，我們不要搞資產貶值。
楊光：時間過得非常快，論壇到了最后的時間。在座各位都是意猶未盡。下面請各位對未來市場突變做一個預測。
李肅：剛才爭論的焦點一個是對政策的評價，就是政策波動的評價；第二是對市場預測該不該做這兩個問題，我稍微做一些解釋。因為政策問題大概三個層面，第一是政策制定到底合理不合理，現在房地產政策問題實際上爭論很大，有的觀點爭論應該控制，實際上應該政府大規模在上升價格最高的時候大幅度投入土地，然后讓廉價房大規模供給，所以制定政策就涉及到很重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房地產商這一次政策沒有參與，等到政策出臺想去調，想去參與政府的政策的時候，就說你別弄了。所以中國企業家很少有真正能夠去參與行業的政策，這是非常大的問題。從全球的趨勢來看，美國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政府無為而至，但是企業大量的院外咨詢團到處找議員，通過國會參與各種各樣的政策，政府不管都要找議員，日本和韓國完全是企業家參與政策。現在咱們都是莫名其妙，很多政策拍腦袋就出來，一出來就是企業家敵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政策制定過程和企業家的參與素質和參與能力是一對相輔相成的相互關系的兩個要素，這兩個要素怎么結合是一個前提，然后才是政策出來以后怎么應對。現在房地產政策既然出來了就要認真應對，現在企業重新調整也有新的機會，這是一個爭論問題。
第二個爭論問題，剛才施先生和李光斗都講到，就是關于市場預測到底該不該有的問題，剛才特別是施先生有一個觀點我不是全同意。應該這樣講，他剛才講市場風險實際上是由三要素決定，一個是風險預測，一個是風險應變的素質，一個是當場調整的能力。施先生說你別預測，預測浪費資源，只要素質提高就行了，8個產業都有人，這產業沒有了，那個產業就起來了。素質的積累到底大規模積累資源，等到突然來機會把素質用上了，預測的投入沒有真正準備8個產業，8個優秀人員一定是浪費更大的。
楊光：我們下午還有時間會做更深入的探討。我想最多一個總結就是應對市場的變化，每年到我們官產學峰會來，謝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