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的未來：總是敏感話題會議實錄

　　2005年中國企業高峰會于2005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中國企業聯合會與世界經濟論壇共同舉辦。會議的主題是：“中國下一階段現代化：制定科學與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以下是中美關系的未來：總是敏感話題會議實錄：

　　Petersen:各位下午好，我是Petersen。今天最新的情況就是這一份報紙，《中國日報

》這里有一張照片，他太嚴肅了，他正在訪問加拿大，因此我想到并不是加拿大他們非常愿意能夠獲得加拿大的石油，因此我今天首先看到的就是另外還有新聞就是中國春節期間允許放鞭炮，這是北京市新聞，現在有關執法的問題。主版是一個主要的新聞，次版是次級新聞，次級新聞講的是中國在開放、美國也在開放。人民幣已經升值調整了2%，歐元有一次在一個小時之內下降了2%，大家都不怎么關注，但是對于中國人民幣大家都很關注。這里還說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確保出口產品的質量。

　　這里還有一片是《華爾街日報》，美國把中國作為一個對手，因而進行一些計劃和準備，這里基本內容是，很快趕上美國，我們要做準備，問題是什么時候？北朝鮮核談判很快就恢復了，等一會兒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美國人說這是對話，中國是否能夠推動北朝鮮打破現有的僵局。現在要提出四個問題，要看在座的各位是否能來探討這些問題，首先以前的外交官來介紹一下自己？

　　Larson：我是Larson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深戰略顧問。下面一位美國人認為自由貿易是領導，

　　他們說一方面，做得是另外一方面，他們從中國的投資中要受益很多，比如提高了就業率等等，今年夏天聯想公司收購了IBM個人電腦部，這是很有爭議的，但是畢竟被批準了，在這方面新浪也開始上市了，他們考慮在美國做出決策之前，這樣美國國會也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重要的問題對于中國人來說，中國很多成功的企業包括在美國進行的一些投資，包括聯想購買IBM個人電腦部引起的爭議，但是最終剛才朱先生也說了，或者美國政府來解決一些政策方面的問題，但是最終還是由董事會來做出決定。

　　美國國會要通過一個法律由總統批準。

　　Petersen:現在提第二個問題，是安永全球的首席運營官，你們向中國出口高技術一直很保守，是否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下，在美國隊出口開放的態度是否影響中美貿易？

　　Ostling：當然說到計算機，在美國有人說我們一直在從事這些高技術的出口貿易，如果美國更加開放的話，允許這種技術能夠向中國出口的話，中國將會非常高興來購買，實際上也有助于平衡兩國的貿易，聯想購買IBM帶來的變化很小，實際上我們有一些原因，為什么美國保守主義認為，他們經常反復，美國也許對高技術很保守，向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口高技術，向中國、伊朗、北朝鮮出口高技術，他們擔心這些技術的去向最后怎么樣？購買公司的管理人，也害怕在政府政策方面，我并不是政府的，我從我們商業角度來介紹一下，公司關注這種有價值的高技術，他們關注是知識產權的問題。很奇怪的例子，最近也公布了有關他們要采取一些措施來進一步改善和監督有關知識產權方面的弱點和一些問題，我想這方面很多公司不是美國公司歐洲也有一些公司來改善這局面和面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到2005年底，中國政府將會停止使用盜版的軟件，到2006年底4萬多國有企業也會停止使用盜版的軟件，因此我想我們必須正確面對，兩年以前中國使用92%以上軟件都是盜版的，因此在這方面他們確實有一些擔心。

　　Petersen:教授先生您有什么意思？

　　袁鳴：我叫袁鳴，我是一個教授，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教授。

　　Petersen:她一直非常關注，給你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正在成為經濟方面的超級大國，有一些中國軍方領導人，他們認為中國成為軍事上大國，你為什么不同意？為什么？

　　袁鳴：我想我們不應該把我們錢和預算浪費在這方面，這是沒有必要的，作為一般的普通中國人，我應該說我們面臨很多嚴重的國內問題，政治上、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問題，我們面臨很多挑戰，這些都需要很多資金解決，軍隊是一個浪費錢的領域。發展中國家、或者有著悠久歷史和悠久文化的國家，在我們歷史中受到一些恥辱，因此我們需要一些現代化的軍隊，而不是超級大國的軍隊，因此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實際上我也曾經在考慮，中國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他們什么時候說過，中國要成為軍事上的超級大國。

　　Petersen:我們待會兒再回到這個問題，下面是Behrens？

　　Behrens:我是EADS公司的首席執行管，我們在這個地區呆了14年，我有一半是亞洲人。

　　Petersen:你談談歐洲的看法，從歐洲角度來談談你們的看法，你兩年前說過對于來中國的外國企業要賺錢時代已經過去了是嗎？蘋果已經過去了，時節已經過去了，如果說好日子過去了，那你在中國怎么賺錢？

　　Behrens:賺錢的時機已經過了，首先看看中國在過去20年發展中，中國的技術發展，像聯想購買IBMPC部門，中國現在也開始實現自主方案的開發，包括核技術，中國許多大的公司，像華為、海爾他們都是非常大的公司，中國通過收購技術，在20年前這些技術不具備的，在電力電子方面的技術，大部分是進口的，因此我仍然堅信市場在擴大，但是真正的黃金時代已經過了，但是這需要不同的，投資質量的問題，十年前在中國投資的人進行廉價的生產，今天他們從事的研發，現在投資完全不一樣的，因此在中國要賺錢需要有不同的產品，這與15年前是不一樣的，因此我仍然認為唾手可得的賺錢機會已經沒有了。

　　Petersen:好如果大家有什么異議可以隨時打斷我。也許大家會有其他的問題？

　　Behrens:也許我來自歐洲，也許美國來決定他們做什么不做什么？為什么美國告訴別人我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我想對于中國來說，中國越來越獨立，而且也越來越自信，考慮到國家在過去20年前的發展，中國500年以前，政治、經濟是世界最大的，那時候中國為什么沒有告訴別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袁鳴:我認為關于目前的情況，這個問題從經濟角度來說，我們中國人非常愿意謙虛的學習國際上的機構，比如25年前或30年前外國的東西非常愿意學習。但是政治方面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因為美國一直好像在教訓我們，在某些方面，實際上這本來是國內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希望與美國和歐洲人進行接觸，但是我們不希望別人教訓我們，或者是你們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確定我們的標準，他們對我們政治文化、我們歷史根本不了解，但是我們也能夠忍受，而且我們保持與西方國家基本、正常的關系。

　　Larson：我的觀點Behrens已經談了，我到中國來過好多次了。我們對話非常不錯的，這些問題都是雙方有利的，不管是我們有沒有同意，到目前為止，你也說了其中一個有興趣的事情，下禮拜中國和美國合作來解決一些非常嚴重的區域石油問題，朝鮮半島的核武器的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和美國都關心的問題，也是日本和歐盟都關心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有人告訴中國做什么？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該考慮應該做什么問題？

　　Petersen:美國國務卿到中國來的時候，都是所謂的國家政策，然后他們提出人權的問題，他們國會問他們你們和中國談過人權問題嗎？紐約日報就會登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從什么領域開始做得比中國更好？

　　2005年中國企業高峰會于2005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中國企業聯合會與世界經濟論壇共同舉辦。會議的主題是：“中國下一階段現代化：制定科學與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以下是中美關系的未來：總是敏感話題平行會議實錄：

　　Larson：人權的保護不應該是一個國家的事情，這應該是聯合國基礎之一，法國、美國、中國也都屬于這個組織的成員，沒有一個國家在人權方面有一個很好的記錄，但是我們尊重人權也是我們目標，我們到這里參加是經濟論壇，但是我聽到這次會談到將來的一些挑戰，也包括創新、社會開放、貿易等等一些想法，這些都是對將來有一些啟發意義的，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政府之間談的問題，作為我們來說，他們也有一些對美國的人權和待遇問題。

　　Petersen:有一些不聽審判就處決的問題，為什么要中國接受和理解，把中國作為民主社會的人員接受這個做法？

　　袁鳴：我們要注意，人們關心的問題并不是很難的，從古代開始，當然我們和美國的歷史不一樣的。整個概念太學術化了，當那些討論放在一個政治框架之下的時候，我感覺它組織了正常的和建設性的雙方關系發展。中美合作日程是很大的，內容很廣，優先領域列前三，人權關心肯定不是前三個最關心的問題，第一個應該是本地區的和平。第二經濟的繁榮、區域和全球的經濟繁榮。第三我想我現在有點猶豫，因為我在考慮新奧爾良發生悲劇以后，世界上各國人民如何考慮這種威脅比老生常談的冷戰帶來的威脅更多。

　　提問：(……)

　　袁鳴：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和我的學生談論過，那些年輕人的思維按照我的思維進行思考，因為他們就是未來的代表，而且他們觀點很重要的，帶這個結果宣布的時候，特別得到報刊批評的時候，我感到有點驚奇的是，這是對于這個答復是比較理性的，沒有人感到很氣憤。

　　Petersen:中國理性的答復和反應。

　　袁鳴：我拿我學生為例子，他們沒有一個人說這些比較巔峰的話，解放軍將軍說的話沒有理性的，讓我很氣憤。當我們知道這個結果的時候，首先他們接受，然后我們應當從失敗吸取教訓，這應該更加了解國家的政策因素，經濟背后的政治因素，那里面肯定有一些原因，這些都是超越經濟事務之外的，而且是和美國的政治也是根深蒂固有聯系的，他們都知道這一點，現在都是信息社會了，通過互聯網獲得這些咨詢。所以我喜歡他們的這種反映，非常理性平靜的反映。

　　Ostling：不管世界觀點怎樣的？中國、歐洲、美國都是根據自身的歷史來出發的，美國的歷史今天看來應該是多黨制，共和黨式的政府。是共和黨還是聯邦？民主形式的政府多種多樣的，中國也是民主的，但是是不同的，作為一個生意人買賣人，看這里的時候，我也看誰擁有一切，而不是管理的一黨制，但是要看看這個國家200個大公司都是黨和政府所擁有的，黨就是政府，政府就是黨。我這里看到表都是80%或100%政府擁有的。當你看到單一政黨體制不管好壞，它擁有銀行這個系統，或者擁有一切一切東西，否則決定哪一個公司得到融資，得到什么？我并不是說它的對錯，我說它超越的不僅僅是政治，我只是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們都做生意，我們是在這個制度下，我們是受影響的，它可能是和很多東西有關系的。昨天對銀行也是有影響的。

　　Petersen:如果我了解正確的話，中國公司要買美國公司，美國認為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只手臂伸到美國公司來了？

　　Ostling：我覺得不僅僅是這樣。這不光是政治的問題，我也不知道，我想要說的是討論的一部分，不光是人權，或者說應用什么？控制什么？

　　提問：另外一個歐洲人，你想說的很有相關性的，對我來說賣東西給公家和私營沒有什么關系，問題是我思想上，或者我公司的意圖是什么？是中國的印象壞呢。

　　Ostling：首先我并不是這樣說的，我只是說你可以讀《圣經》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見，我哥哥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Larson：謝謝你剛才提了很好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錯誤的理解，錯誤的判斷，我們談的都是石油公司的問題吧？我認為中國人購買Unit，對中國

　　Petersen:看看在座的人，剛剛你提到的問題，當我們有這樣問題的時候，中美之間就石油公司打架的時候，人權等等討論的問題，或者關于戰爭的叫囂等等，它事實上有利于你們在這做生意的。

　　Behrens:首先我不是法國人，我必須清楚的說這一點，你不要把我狽ü�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蕢q鹿�人�N曳淺W鷸孛攔�、我倚Q不睹攔�，蜗侂问一个问题，脭r�是否有权利要求或者指挥茰O�人做什么？军实擈茰O�烦C媸攏�当然策�饈欽�治，同时灾G桃嫡庖豢椋�染J�波音造飞机爹o齲?

　　Petersen:每個公司都在競爭對手和其他方面做出選擇？

　　Behrens:美國如果給中國賣武器對美國有什么影響？美國非常反對取消武器禁運的。美國和歐洲自身是緊密的朋友。我們有北約，美國應該足夠相信歐洲，即便取消武器禁運也應該有一些附加條件的，既有利于美國和歐洲的利益，美國人應該給我們信任，我們盡管賣肯定是可控制的范圍。

　　提問：我想補充一下，剛才沒回答的問題，有沒有一個中美政策，或者說美國對中國有一種狂想的政策？

　　Petersen:美國人是不是有這種狂想？

　　Larson：這問題我來回答，我現在不在政府工作了。而且我可以解釋一下政府的觀點，有關控制出口武器的問題，以及一些敏感技術的問題，包括核技術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美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無論正確與否，美國在全世界擔當很重要的安全責任，我想它的責任比別的國家大得多，因此我們非常因素對待這個問題，有時候法國、歐洲同事他們可能對于出口某些技術會非常放松，因此我認為美國對于出口武器敏感技術方面比較嚴格一些，特別是軍事技術，比我們很多朋友要嚴格得多，這是由于我們發現我們在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在安全方面負的責任很大，并不是美國人自己這么認為，而是我們接受并且繼續履行這樣的責任，這不是說我們反對對中國有敵意，我們袁教授以不同的方式已經說過了，我們中美之間合作議程的內容正在不斷的擴大，內容不斷豐富。

　　提問：我的問題也給Larson和袁教授，有關國際關系的問題。中國發展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例如中國外匯儲備造成美國的貿易赤字等等，這方面也會引起一些沖突。比如明年北朝鮮他們領導人發生變化，是否會出現一些危機，韓國會派出軍隊進行干預。你認為如果有這樣危機今后的關系怎樣？

　　Petersen:我們現在談到了朝鮮半島的問題，現在說臺灣的問題，說中國占領臺灣了，可能36小時、48小時可以占領機場，美國決定我們是否要干預，要把臺灣再拿回來，北朝鮮和臺灣，我們突然發現這里有一些非常困難和爆炸性的時刻，鑒于美中關系他們如何處理這問題。

　　袁鳴：我想你們大家都充滿了創造性的思維很會想象，我不喜歡這樣的想象力，因為在大學工作的學術人員，他們不喜歡這種非常狂熱的想法，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確實它也涉及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雙邊關系的重要內容。華盛頓和北京是否能夠合作？你說這些危機突然出現了，已經失去了人們正常接受的能力，華盛頓和北京是否能夠合作，我比較謹慎的樂觀，因為我們兩國都已經有了經驗教訓，中國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爆炸，這事已經過去了，這是一個悲劇。還有一個悲劇就是中國南海，2001年4月1日是一個春天。美國偵察機的問題，在這些事件過程中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無論人們心情想法如何？結果還是可以控制的，有了這樣經歷雙方吸取了很多教訓也學習了很多東西，根據這一點我認為華盛頓和北京開始了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戰略性對話，左利克和戴副部長做了對話，這些戰略性的對話也確定了未來更有建設性對話的基礎，我們管叫建設性坦誠的對話。

　　Larson：我盡可能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當我在政府工作的時候，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智慧，但是我想我們負責任的答復就是跟袁教授說的思路差不多，我認為兩國政府正在努力來建立我們的信任，來共同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來解決這些危機，如果出現這種微妙局勢的話，比如美國偵察機在中國偵察的時候，這段時間我在國務院，雙方之間確實出了一些緊張局勢，實際上當時是新一屆政府與中國沒有打交道經驗，但是我們必須很快制定這樣的策略，我們需要交流信息，對我們來說很清楚，很快。但是要花一定時間，但是最終能夠解決，如果我們雙方都使用智慧共同努力，我們最終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我想這些有利的結果已經在兩國建立了一些信任和信心處理其他的問題，我想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非常密切的交流，與北朝鮮方面的交流，我想已經產生了一些積極成果。按照袁教授說的我們不能為大家預測未來，但是我有信心，隨著我們不斷提高我們共同合作的能力，解決共同的問題，左利克來國務院之前，我曾經說過，我們能做的，我們和國家發改委進行了戰略性經濟性的對話，他說非常好，能否反映其他的領域、政治和戰略領域，剛才說的進行戰略性對話，這是一個跡象表現我們兩國關系在成熟，幫我們共同渡過難關。

　　Petersen:再請Ostling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如果在中國逮捕一個外國人，你們在多長時間需要對美國國會匯報？這一點我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就是美國的偵察機中間的碰撞，中國戰斗機墜毀了，飛行員犧牲了，美國的偵察機必須得降落在中國，他們把飛機的人員帶出來，我想這些都是一些小事，美國人沒有死，中國人死了一個，于是臺灣或者北朝鮮出現的問題怎么樣？首先中國他們控制了美國偵察機的人員，然后正式告訴美國使館，這是我們后來了解到的情況，后來喬治.布什，就在白宮說，如果你們殺了我們軍人，我們就會找你們算帳，最后他們看到，那時候如果出現那個問題，情況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反映是什么？第二點我們回到雙邊關系，如果出現了這個問題，而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中國軍人，他們以前沒有打過交道，如果兩個國家發生戰爭，這戰爭要發生會非常大，臺灣北朝鮮還有偵察機的問題，還有別的問題嗎？對不起你是否希望，或者是否從政治上作為商人？

　　Ostling：我們在巴格達有150人進行石油方面共同的建設。我們在伊朗有一個辦公室，有一些人的支持，我們并不是一個美國公司，是一個全球性公司，像很多大公司一樣，我們能在這些國家做生意，無論政治影響是什么？我們在1989年，我們飛到巴基斯坦，我們像其他大公司一樣，我們尋求的是一種穩定，它的穩定、透明、是否有機會能夠進行投資，同時能夠有投資和增長的機會，如果發生國際事件這是生活？

　　Petersen:美國公司會怎么樣？

　　Ostling：我想無論今天發生什么？大家知道中國仍然是中國，中國將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體，無論是35年還是40幾年，無論我是否能夠看到，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大的經濟體，聰明的公司，無論美國公司、歐洲公司全球公司必須到中國來，就像我們生活一樣，可能經歷一些動蕩，就像美國和中國也有一些動蕩一樣，這不是說中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的問題，問題是美國是否有狂想癥，如果美國有時候有狂想癥，中國人也可能有狂想癥，但是對我們來說怎么做，日常生活的取向不是這樣動蕩的，我們不能生活在一個無法預測的時代，這是一個問題，作為商人來說，我想我們這應該是未來面對的，如何解決狂想癥的問題。

　　Petersen:在中國做生意，有些人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你和PAUL都是商人，你們是不同的關系，不是總統對總統，外交部對國務院的關系，因此你們認為，無論有好有壞，中國越來越結合到世界經濟系統中去，你們認為還會出現什么問題？

　　Behrens:我非常高興又回到這個問題，因為這也涉及到很多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政治家他們關注這問題。

　　Petersen:例如喪失就業機會。我問的是，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政治家產生的困難關系有如何影響？你認為危機怎樣解決這問題？

　　Behrens:美國有愛國主義，中國有SARS，美國人就回美國了，如果因為這原因美國公司就回美國了，美國公司和歐洲公司理解不一樣的，從經驗來說，美國人對政治安全關注更多，我們歐洲人并不是那樣，我們更加獨立的一點，歐洲政府不像美國政府那樣對企業那樣支持？

　　Ostling：我想這是胡說，你知道我去莫斯科也去過別的地方，我們這些人并沒有走我想這是大家普遍的一種說法。他有一點說太偏了有許多美國人都在這，世界上有很多美國人，我們不是一有風聲就跑。我想你侮辱了所有美國人，包括我在內。

　　Behrens:不管你想什么？我覺得美國公司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比歐洲政府和企業的關系要緊一些。

　　Ostling：比法國公司和希拉克還要緊？法國政府也指揮法國公司到國外買一些企業，美國的政府和企業關系比它還要緊嗎？

　　Larson：這是我們從世界經濟角度來看問題的，我想基本上完全正確的是，更深的業務關系，可能有更大的影響，我想不管是歐洲的公司、美國的公司、日本的公司或者其他的，我想全球化積極方面的影響就是使得各個國家越來越緊密了，使得政客很難把事情搞糟，或者讓沖突弄得不可收拾。我覺得越來越好的經濟合作關系，對政治有比較積極性的影響。

　　提問：我們剛才談了很多美國政府設定對中國出口這種限制一些設備或者高科技等等，歐洲也有同樣的政策，中國必須要考慮到要保護自己，中國和俄羅斯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中國買了俄羅斯的飛機、作為歐洲和美國有什么樣的評論呢？

　　Larson：我想說兩三點看法，第一點歐洲所決定禁運與否歐洲是可以確定的，美國可能有觀點，它經常想表達自己的觀點的，我想問題是中國當局想到他們究竟面臨什么樣的威脅，所以他們要采購一些武器，美國可能有一些武器不賣的，我們必須要仔細考慮的是危機，我們所面臨的風險，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我今天早上和一年輕的中國們進行了談話，他們對于中國沒有任何的威脅、還有環境的問題，

　　提問：我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多年來我研究有關的關系，我最近在上海證券所以后見到不少美國人，很過記者，有一種擔心，或者所謂的狂想，對于中國的一種想法，應該說美國是唯一不應該擔心中國崛起的，也許別的國家應該擔心。機制、人、技術等等，我想問一個問題，美國能否接受另外一個國家來超越它呢？使得它成為世界排名第二。比如中國是排世界第二我們會很安心的待下去，美國會不會讓自己排第二呢？

　　Petersen:美國可能希望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

　　Larson：我們大家面臨的一個事情就是隨著經濟全球化，人不太喜歡變化，他們可能對中國有恐懼，在美國也有這種恐懼，有時候這種恐懼可能集中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事件上。我認為

　　Petersen:PAUL，他們用狂想這個詞或者幻想。如果剛才這位先生所提的問題出現的話，對美國會帶來什么影響？

　　Ostling：如果中國和美國都成為超級大國不會給美國人帶來什么負擔，因為在前蘇聯也經歷過這種情況。我們在學校的時候也曾經練習過躲爆炸的演習，當初蘇聯也是超級大國。我覺得這像一種競爭，就像德國的工人不喜歡改變社會的這種合同，誰也不會高興的到一個地方，到了之后會失去一些東西，問題實質在于，從現在到將來之間有什么樣的曲折，我們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政策問題，或者其他的問題。我們如何相處呢？從現在到35年以后之間我們怎么處理面對彼此呢？使得我們之間不會有瘋狂的舉動，有建設性的對話，以避免不會出現災難性事件的發生。你看看奧林匹克運動，就一是種競爭，生活的競爭每個人都要接受的，問題是我們要確保我們如何順利達到。

　　Petersen:我們為什么對此如此擔心呢？

　　袁鳴：我覺得我回答這個問題不是很合適，為什么美國人對此如此擔心，我認為部分美國人一直生活在美國夢想之中，而且對他們美國之外的世界沒有真實的了解和理解。你想想美國國會1/3的國會議員他沒有護照，他們沒有護照也沒有關系覺得挺舒服，在這方面我想說美國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他們就是這樣認為的，現在的世界處于一個革命或者變化性的世界，由于缺乏對實際世界真實的了解，對美國人來說是一種負擔，或者是一種誤導，當冷戰結束的時候，我稱之為唯一孤獨的不舒服的超級大國。它們好像不知所措，一旦出現另外一個大國，如果是中國的話，而且他們有冷戰的后遺癥，那種思維把中國稱之為紅色中國，這對美國人對中國的溝通理解是有障礙的，盡管我仍然要相信當美國人有機會參觀中國的話，他們感到很輕松，他們可能會第二次、第三次等等帶朋友帶家人來，我覺得應該給美國人更多的機會來這里參觀，這肯定有用的。

　　Petersen:在過去一百年沒有任何一個大陸神奇會超過歐洲，所謂唯一孤單不舒服的超級大國。

　　Behrens:我想看美國的方式，中國和歐洲不太一樣的，也不把美國看成癲狂的國家，二戰的德國，那個時候歐洲和美國之間有很好的理解，長期來說他們之間不會有很緊張的關系，但是回到剛才這位先生說的話。我想要說的中國的競爭力從經濟角度來說，剛才PAUL說的，德國人不大愿意進行改變，美國人想法跟這不一樣的，因為他們自己為自己生活負責的，我想隨著時間推移，歐洲我們已經看到了越來越多工作移到了中國，有越來越多的擔心，這些國家經濟基礎轉移到他們競爭對手中國來了，現在大家對中國的信息了解越來越多了，更多的是競爭方面，而不是機遇方面，美國自己的國土經濟規模比較大，自己呼吸的余地比較大，不管怎么說認為美國是癲狂國家的想法，歐洲是沒有的。

　　Petersen:工作上的問題，就業的問題在中國也成為重大的問題，美國對中國的發展，不光是軍事，其他生活方面改變也是很關心的。

　　提問：我想再談談剛才提到的問題，從人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認識的中美之間沒有什么威脅，美國不是中國威脅，中國也不是美國的威脅，但是很多的外交官他們似乎把兩國關系弄得很緊張，比如武器禁運，我首先同意中國從歐洲買武器，由歐洲來確定什么武器可以賣給中國，如果你施加太多的壓力可能會使得多極的關系敵視化，中國如果不能買歐洲的東西、美國的東西，會從別的地方買。

　　Petersen:我們以不同方式問這個問題，我想知道的是從這個對話中清楚看到了，很多和概念和觀念的理解有關，中國將來怎么樣？是不是有導彈是不是要攻擊臺灣，我問一下同樣問題的基礎是什么？有沒有一群美國人，也許同樣也是教授，他們期望這種關系就是對立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Larson：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希望中美關系是一種敵對的關系，但是確實每個國家都有一些人他們互相害怕，害怕另外一個國家，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簡單地講一下，中國電視臺曾經在會議之前訪問過我，他們也非常擔心，他們問題是我們之間如何更有競爭性，在美國歐洲他們非常感興趣的是，中國關注的不是沒有競爭力，是競爭力不夠，有一些領域中中國要做得比別的國家好，我知道在我們國家，有關競爭性我是理事會的成員，我們和大學企業界一起合作，共同找到做法，改善我們教育體制，研究開發，這樣提高我們的競爭力，但是我并不把它看成一種敵對，中國人對競爭力理解是不一樣的，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中，世界變化很快，我們必須跑得很快，我們的做法才能成功，因此我想更重要的，更根本的這些比軍事來說更根本，更重要。

　　Petersen:我給PAUL提一個問題，你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美國人，他到亞洲多少年了？

　　Ostling：25年，我實際上第一次來這里是38年前。

　　Petersen:你回到美國之后，像剛才這位先生說的，費爾德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戰艦，你們怎么談你對中國的看法？

　　Ostling：我有兩個侄子，他們兩個都是律師，他們妻子都是亞洲人，我的侄孫子今后有亞洲的血統，所以我在家里不會討論這些問題，但是我會對他們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商業性問題，我并沒有感到威脅，對我來說這里有很多朋友，在中國有4千多人在這工作，我與一個新西蘭人談過這問題，他說我應該到這來嗎？我說你為什么不到這里？如果這是在35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GDP國家，我們就應該到這里來，這是我所想到的一個問題，而不是導彈、炸彈等等，這就是他們為什么到這里來的原因。

　　Petersen:大家都知道，你們可能不太關注導彈的問題，在中國確實有一些人，他們也確實認為他們應該這么做來加強他們軍事實力。也許這是我們普通中國人的看法？

　　袁鳴：我仍然認為你的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剛才那位發瘋的將軍所說的話，這也使世界感到很震驚，也使我感到很震驚，也使我的朋友感到很震驚，即使我中國媒體的朋友也問到過我：教授這將軍是政府支持的，還是軍隊支持？我說你為什么提出這樣一個愚蠢的問題，當然不是了。那時候我正在北京大學組織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有很多同事聚在一起，還有日本碰過，美國、日本、中國，我們當時在這將軍說這一番話的時候我們正在開一個會，后來我抓住這個機會，因為李兆星外長計劃接見這個小組成員，我說你們一定要向外國朋友說清楚，特別美國和日本的朋友，李部長的話說的很清楚，第二天7.2號公布了李部長的講話，我想這件事很不幸，這個聲音又以一個個人，他并不是一個政府，實際上是一個個人的觀點，個人的聲音，但是他所造成的影響我也意識到了。造成的影響很大，而且使人們感到很不舒服。他引起了一些誤解。

　　Petersen:我們必須結束了，我們就結束今天的討論，我們請各位演講人再花一點時間談談他們的感受。

　　Larson：我想我們談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我們大家都很坦率，比任何其他的會議都坦率。第二點我想我們也確定指出了一些問題，如果我們希望這個關系改善的話，我們就需要來共同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并不是人為的問題，而是現實對中美兩國人民利益有關系的問題。還有日本和美國、歐洲和美國人民利益相關的問題。

　　Ostling：我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國家的人們，思想上需要改變，互相之間要進行了解，你說美國人沒有護照，有些美國人有狂想癥，實際上他們不大了解，我想中國西部也是一樣的，他們可能有同樣的觀點，我想我們應該解決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讓這些人，讓人們能夠了解別的國家的人民。這樣我們才能有助于今后的發展。

　　Behrens:我們想我們這要花多年時間，我們想法是否是正確的。我想我們最后應該說，中國必須給他們一定的權利，讓他們武裝起來，這樣與其他國家相等的方式武裝起來，并不是說武裝，或者說中國能有自己的自衛能力，比如巴基斯坦、印度他們這樣做。我想中國必須有權利這樣做來加強自己的自衛，另外進一步強調中國從技術方面在今后十年將會成為一個有利的競爭對手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就業制度，我們這些都要在經濟發展之前來解決。

　　袁鳴：我想我現在對中美兩國家改善關系完全有信心。為什么呢？從在座各位談到的意見，我相信信心百倍，我是認真的謝謝。

　　Petersen:從你今天聽到的講話，你對中美之間的關系感到更加樂觀是嗎？女士們先生們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討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