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茹晴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此間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談到新世紀我國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

　　20世紀遺留的問題

　　吳敬璉認為，我國在整個二十世紀經歷了三個方面的轉變過程。這三個方面的轉變是：(1)從農業國到工業國、進一步到現代經濟的轉變；(2)從農業社會到城市化社會的轉變；(3)面臨著從自然經濟(后期是孫冶方所說的“現代自然經濟”即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

　　“但實現三個過渡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吳敬璉說，“在這一百年間經歷了許多曲折：前半世紀由于戰亂不已而沒有實現這種轉變；后半個世紀的開始30年由于選擇了缺乏效率的計劃經濟模式而進展緩慢，只是到了最后的20年才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按照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規定，在20世紀末要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現在看來，這一點也沒有能夠實現。21世紀還要加緊開拓。因為時間拖得越久，體制內部的張力就會越大。”

　　吳敬璉認為，21世紀還要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環節上狠下真工夫。

　　第一是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改革。

　　黨的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后，“放小”的工作進展得比較快，大型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革的動作現在也比較大。“但是，即使從已經改制上市的電信部門、石油部門看，也只是搭起公司制的架子，離實現公司治理結構的正常運轉還有相當的差距，更不要說還沒有實施改制的電力等部門了。”吳敬璉分析，國有企業財務好轉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有諸如注入資金數額巨大、“債轉股”停息倒賬，以及石油價格上漲等客觀條件的改變等。“可是有些人卻由此產生了錯覺。在一些人看來，既然國有企業已經脫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來的有進有退地調整國有經濟的措施，好像又有所淡化。”

　　第二是民營經濟的發展。

　　現在地區間的差別很大，有的地區比較好，有的地區還很落后。“但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所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沒有出臺。2000年初曾培炎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講到的，促進民間投資，要全面地清理過去的各種規章制度，明令取消對民營經濟各種各樣的歧視性規定，這項任務沒有完成。因此，民間經濟和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能充分發揮出來。這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吳敬璉說，“由于國有企業大量職工下崗，社會保障體制遲遲沒有建立起來，過去發展鄉鎮企業時大量的集資等問題，引起了群眾的激憤，出現了一些事端。有些論者認為這些是由于改革太快造成的。我的看法相反，顯然它們是因為改革的進程不夠快造成的。例如農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就是由于城市改革進程不夠快，沒有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足夠多的工作崗位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的辦法，能解決的問題不多，引出的問題卻很大。因此，一部分農民的經濟狀況惡化成了一個爆炸性的社會問題。”

　　第三是政治改革。

　　1986年小平同志就已經提出來，政治改革不能太落后于經濟改革。“但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很快的解決，所以張力就比較大。江澤民總書記在鄧小平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中提出在加快經濟改革的同時要進行政治改革。十五大又提出了一個總的方針，就是要‘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看這個任務要在21世紀完成。”吳敬璉說。

　　“據我觀察，有些地區，比如沿海地區，從經濟層面上看，應該說已經進入一個初級的市場經濟時代，但是在社會政治層面上積累的問題很多。而且越是進入了市場經濟，如果社會政治層面上的改革沒有跟上，矛盾的尖銳程度就越大。比如說前段時間我去浙江考察，那個地方從經濟上說是全國最大的亮點，但是從社會政治層面上說，它的問題仍然很多。我發現干群關系好像還不如前兩年。前兩年我私下跟小老板交談，他們大致上是滿意的，現在他們對政府官員的要求提高了，對政府辦事不力很不滿意。也許我們有些官員覺得很不痛快，認為私營企業家的翅膀硬了，就對政府的工作說三道四了，是對政府權威的一種挑戰。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本來官員為大家辦事，受納稅人監督本來是自己的職責。社會上有強烈的呼吁，法治一定要快些建立起來。這一基本問題我們應當在21世紀初期解決，不能拖得太久。”

　　21世紀面臨的新挑戰

　　由于21世紀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20世紀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挑戰又將到來。

　　吳敬璉認為，目前可以預見的挑戰至少有兩項。

　　第一項是WTO的沖擊。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各種報刊和各種會議上所強調的好象都是長期利好的一面，而沒有說我們怎樣做才能把短期沖擊轉變成為長期利好。現在許多部門、許多地區、許多企業開始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但并不等于說已經擬定了應對挑戰的有效辦法。實際上，不同的部門、地區和企業在認識程度上的差距很大。至于說到措施，差距就更大了。”

　　“我們許多國有企業和國有部門，現在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依靠行政權力進行壟斷。”吳敬璉認為，實際上它們的這種壟斷地位是很脆弱的。“一旦向國際上的慣例看齊，受沖擊的程度還很難預料。”吳敬璉認為，這里牽扯到兩個問題：一個是國有企業的壟斷權在加入WTO以后還能保持多久，它們不靠這種壟斷權能不能在市場上站住腳？另一個就是我們的政府監管機構的行為，是不是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

　　第二項是新經濟的沖擊。

　　前些時候討論得比較多的是技術層面上的沖擊。“其實，這方面的沖擊雖然會很大，但是并不是太難解決的。只要我們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能夠適應，能夠發揮我們的優勢，是完全能夠迎頭趕上的。最近我去香港看國際電信聯盟的四年一次的亞洲展，跟電信界的朋友有很多討論，比如說，他們也承認，我們深圳華為這個民營企業在光通訊技術上是在世界前列的。可見中國人不是不能干，問題在于我們的體制，我們的環境常常抑制了人們聰明才智的發揮。所以，必須改變我們的體制環境，把我們的企業家和發明家的聰明才智發揮出來。”

　　20世紀末期以ICT等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到來，意味著整個社會生活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網絡經濟時代的社會組織將是網絡式的，不是層級式的。這就是說，社會的每一個單元都面對著所有的單元。本來市場經濟就是對層級制社會組織的一個沖擊。這一關我們就沒有過。”吳敬璉認為，現在問題進一步深化了。“從企業組織的‘扁平化’到整個社會的網絡化，要求社會組織方式和政治組織方式發生改變。如果我們的社會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不能適應這種狀況，起碼新技術發展不起來。新的技術要在新的社會組織下才能順利發展。在人類歷史上，農業經濟時期，當使用非常粗笨的工具時，可以用奴隸進行農業勞動；而機器大工業就需要自由的雇傭勞動者大軍；到了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自由意志就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不久前我在全國政協的21世紀論壇上主持過一個小組討論。會上對于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應不應當強調‘亞洲價值觀’的問題發生了爭論。然后聽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午餐講演，我想他一定會談這個每會必講的題目。使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亞洲價值觀’。相反，貫穿他整個講演的只有一條，就是為了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從接班人的選擇到投資，都要考慮如何發揮每個個人的創造性。后來在政協的組織委員會總結的時候，我特別提出要請領導們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講演。幾十年行之有效的權威主義這套東西，在新經濟中必須改變了。”

　　“前不久我去香港接受浸會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時，正好李光耀先生在同一天接受了中文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學生們以李先生在新加坡實行權威主義為由示威，反對授予他學位。我想起來他在‘21世紀論壇’的講演，覺得學生們太求全責備了，所以我就跟我所在學校的校長和同事們說，學生們看不到人家的進步。但我的同事認為，他雖然說了，但做得還不夠。接著我到了新加坡，問我那些新加坡朋友怎么看。我的這些朋友，有企業界的，有經濟界的，還有屬于精英集團的。他們認為新加坡領導正作出極大的努力去適應21世紀的新經濟。”吳敬璉認為，我國大多數地區還處在從計劃經濟到初步的市場經濟的轉軌階段。即使一些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先進地區，也還沒有建立法治和其他的現代社會體制。“我們原來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層級制社會，習慣于用行政命令來管理。很難設想在網絡社會還按原來的方式進行管理。21世紀將是一個非常有生氣，非常動態的社會。適應不了這種狀況，社會就會有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各種緊張關系。我們對這一點應該有深刻的認識，并要加以適應。”　　

　　如何面對挑戰

　　吳敬璉認為，新世紀第一件事是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來，要加快國有經濟的改組和國有企業的改革，讓非國有經濟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以形成一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同時，還要加快金融體系改革，要重視金融微觀組織的構建和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并按照市場經濟的理念實施金融監管。第二個層次就是法治。

　　“在紀念改革二十周年的時候，有人約我寫文章，我不知道說什么好，后來有一天，在我似醒非醒的時候，突然想到了狄更斯在《雙城記》最開頭的那一段話，‘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這樣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們也要下地獄了。’這就是說兩個方面的情況、兩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兩種前途都是可能的，問題就在于我們努力的程度。”吳敬璉希望與大家共勉，在21世紀盡自己的力量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人民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并取得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