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北京3月8日電(記者崔麗) 沸沸揚揚的日本三菱帕杰羅越野車事件遠未結束，松下手機事件又接踵而至。人們注意到，日本在三菱帕杰羅和松下手機事件中，都使用了“召回”的處理方法。

　　長期以來從事消費者維權工作、有“消費者維權專家志愿者”之稱的武高漢，今天接受記者采訪時卻對日本的“召回”政策提出質疑。他認為，在中國法律對“召回”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在處理三菱帕杰羅車等糾紛中，中方應拒絕日方使用含義不清的召回做法。

　　武高漢說，日本在三菱帕杰羅事件中使用“召回”，只是日方單方面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日方違約在前，消費者還沒提出維權要求，怎么能由你單方規定叫牌的方法？但目前日方的“召回”，好像成了解決問題的惟一模式，對消費者造成誤導。事實上，涉及消費者人身安全的產品、服務出現缺陷，消費者隨時有權提出退換，因為安全權是消費者最基本的權利。當一種商品構成對消費者安全威脅時，消費者要求退換在情理之中。從市場準入角度看，某商品和服務符合安全要求是最低標準，如果做不到，已經進入市場的也應退出市場。因此，消費者有權退換。

　　“更為關鍵的是，日方的‘召回’一詞用得不當，而且在實踐中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武高漢舉例說，日方對松下手機的“召回”，是給消費者換一部新手機，而對帕杰羅V31、V33的召回解決方案，只是為消費者免費更換后制動油管。在中國對“召回”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由日方來隨意使用“召回”，對中國消費者不公平。

　　武高漢認為，日方應在充分尊重中國法律的前提下，使用中國法律中的標準語言來告知消費者，想想能為消費者做什么事，而不要在一些詞匯上做文章，讓消費者霧里看花。

　　具體到責任問題，武高漢說，產品是否存在設計缺陷，三菱企業理應知道。如果明知故犯，就構成了欺詐；如果不知道，則屬過錯。因此，它或者承擔雙倍賠償責任，或者承擔修、退、換責任，三菱在責任承擔上只能兩者選擇其一，而絕不僅僅是現在的“召回”修理。

　　至于“損害尚未發生，賠償從何談起”的說法，武高漢說，這個觀點貌似正確，實則錯誤，蒙蔽了很多人。已經發生的設計缺陷就是損害，理應負合同違約責任。如果說這種損害不算損害，不能賠償，只能理解為他所說的損害只有造成車毀人亡的慘劇。這既不符合法理邏輯，也是毫無人道可言的。雖然我國法律存在不完善之處，但現行中國法律中的若干規定仍可起到對消費者的保護作用。

　　武高漢強調，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背景下，進一步完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體系已成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