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歐債意味凱恩斯主義失敗
1.歐美債務危機意味凱恩斯主義失敗	2.詳解宏觀政策影響
3.加大開發國內市場政策力度	4.經濟體制改革任重道遠
5.中國經濟未來講市場邏輯	6.追求短期利益助長凱恩斯主義盛行

　　當前歐美債務危機意味凱恩斯主義徹底失敗 

　　權靜：說到達沃斯的這個主題，今年的主題叫“關注增長質量 掌控經濟格局”，它用了“掌控”這個詞，從這個動詞上是否還延續著凱恩斯主義的思維？

　　張維迎：我覺得關注這個質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掌控是比較難的，誰來掌控？靠什么來掌控？也可能有一種意味兒，好比政府或有那么一些杰出的人他能夠控制這個經濟，這是不可能的。

　　權靜：所以這背后是凱恩斯主義的問題。從上次我們在冬季達沃斯做過采訪到現在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比較突出的是美國和歐洲出現的國債危機和財政赤字的危機，這一系列危機的相繼發生，您覺得原因是什么？

　　張維迎：我想有一些短期的原因，也有一些更長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是在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大幅度地增加財政赤字以刺激經濟，但我覺得更主要的是長期的原因，像歐洲這些國家長期實行社會主義政策，高福利的政策，使得它這個政府要花好多錢，但結果大家沒有希望工作的積極性，“世界上本來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些國家實行的福利政策，實際上就是給大家許諾一種“免費的午餐”。你只想去享受，但并不想去生產，那最后一定就會出現債務危機。

　　美國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美國自“9·11”之后十年時間內打仗，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所有這些東西都使得他的財務負擔大大地加重，所以我覺得是長期和短期兩方面的原因都有關系。歐洲如果不能解決長期的原因，也就是他不能真正壓縮他福利國家的支出，不能使大家按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而不是讓大家首先創造財富才能享受財富，那我覺得他永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詳解宏觀政策影響 

　　權靜：所以在達沃斯上大家也在討論解決的方法是什么，既然凱恩斯主義失靈了，在您的理念當中，您認為我們接下來的策略應該是怎樣的？

　　張維迎：我這么認為，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認為，還有大部分人仍然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對的，包括經濟學家當中仍然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我相信大量的經濟學家處于無知，我們科學、經濟很多時候并不是真正的進步，提出這些理論看似很有道理，但經不起考驗，仔細分析，它邏輯上都是不對的，但仍然有大量的人相信它。

　　我自己來講很清楚，首先犯的錯誤是過去的錯誤，這個錯誤一定會讓你受到懲罰，一定不要想說即使我承認犯了錯誤，現在我也有措施使這些錯誤不表現出來，這是不可能的，還是那句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十年前“9·11”開始，美國美聯儲大放貨幣，減低利率，使得不該花錢的人花錢，不該做投資的人投資，最后一定表現出危機來。危機來了以后，它一定要經過一個調整，好比該倒閉的倒閉，該關的企業關，在這個調整之后，經濟才能夠重新走上一個比較健康的道路。

　　你要現在能找一個藥方可以避免這些東西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凱恩斯主義是說它想避免過去政策導致的這些成本的出現，但事實上我們說它延緩了這個調整，或者說使得代價會更大。中國也是這樣，假如2999年你不要搞那么強的刺激政策，當年的GDP不會將近10%，這沒有什么的，全世界都在蕭條的時候，我們非要逞能，把我們的GDP搞到10%，你這個惹身就是一身病了。現在大家都表現出來，為什么大家對經濟比較悲觀，你的通貨膨脹，那么劇烈的投資，投資一定會波動的，高鐵、公路蓋完以后干什么？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使你不產生痛苦的藥。

　　權靜：所以這個懲罰的后果您覺得最嚴重的會是什么？現在是最嚴重的時候嗎？

　　張維迎：現在其實我覺得還不是最嚴重的時候，它短期的貨幣起到麻醉的作用，在中國來講更簡單，如果當時不那樣調整的話，今天以及中國未來面臨的問題不會這么嚴重，我要特別強調中國的特殊性，當我們用擴展性的刺激政策，2009年啟動的時候，實際上這時候就引起中國體制的倒退，這個體制的倒退是說，2009年之前非國有部門、民營企業增長比國有企業要快，但2009年一刺激以后，大把大把的錢、貸款都給了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就增加得更快，變成“國進民退”。

　　現在出現通貨膨脹，你又要收縮、緊縮，緊縮的時候誰受的影響最大？是民營企業，這樣一擴展，一緊縮，兩個結合起來，就使得我們的體制出現了大的倒退。還有一些我要強調，大家真的不要忘，應該把這些東西抖出來，好比房地產的政策。2009年春天，政府就出了大量的政策，鼓勵你買房，讓你買二手房，當時我就批評這個政策，你看沒有幾個月的時間房價就冒頂了，現在出現了行政性的限購，這也是機制的大倒退。我們的房產改革，計劃經濟下完全是供給制，90年代開始實行市場化的改革，已經取得效果，現在好多倒退回去了，有很多單位又開始自己蓋房子。

　　所以，不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導致體制的倒退某種意義上比GDP降一兩個百分點更為嚴重，尤其是房地產，廣東的房子據我所知現在漲的并不快，廣州的房子現在比較穩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廣州的房子漲得很厲害，那時候掉了很多。所以廣州人相對心態并不是買房人總是賺錢的。但是我們這個政策導致大家覺得買房子都是賺錢的，這幾年做什么投資賺錢，就是買房子。所有人的心理都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在2009年房子掉一次，掉到20%、30%，那么房地產的投機就不會這么嚴重，大家就會更理性。我們不恰當的政策有時候給普通老百姓迷惑了，也寵壞了，最后用這種行政性的措施就沒有效率，現在真正需要買房的人，比如我想從小房子變到大房子沒有辦法買了，因為我的指標先用了，我現在的房子賣不出去就不能買新的房子，而現在的房子要賣出去又很難，整個市場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效果不會好。

　　經濟體制改革任重道遠

　　權靜：如果再往后說的話，您剛才談到了，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凱恩斯主義延遲了危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倒退，甚至惡化了結構性的問題，這條路一直走下去，最終會怎么樣？

　　張維迎：那會是死胡同，如果我們持續這樣走下去的話，那么我們的經濟就會越來越萎縮，我說的“萎縮”是量上，就是增加的速度、質量，我們增加的質量就會越來越差，我們未來的增長靠什么？要靠創新。創新靠什么？靠企業家，靠競爭，不是靠政府，我們不可能靠政府來搞出創新來，尤其我們現在要談的一點，在中國目前國際貿易、出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難，未來怎么辦？現在有一種說法，我們要所謂的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是一個誤導性的概念，因為擴大內需了，它好像就是宏觀經濟問題，怎么用擴大內需，用貨幣政策，用財政政策、家電下鄉給予補貼，利率政策，鼓勵投資，這是非常非常誤導性的，我們真正用的是開發國內市場。用英文詞講，我們應該注意Homemarket，國內市場的開發是最重要的。

　　這個開發市場就不可能靠貨幣政策，而且有時候擴展性的貨幣政策恰恰阻礙了市場的開發，人家東西很好賣，你的貨幣像發大水一樣，所有東西都漂起來了，產品都很好賣，誰去創新？沒人創新。所以中國經濟真正的轉型，包括怎么很好地利用開發國內市場，而恰恰我們現在做的這些政策與這個背道而馳，尤其“國進民退”之后現在越來越多的私人民營企業家感到不安全，所以現在移民的人越來越多，他哪有心思真正地去開發市場。

　　我們去浙江、廣東看一下，原來一些浙江的企業做制造業，他現在說賺錢太難了，干毛巾像擰水一樣，所以他現在就開始退出制造業，開始和政府搞關系，試圖和國有企業合作來謀取利益，就是他本來應該用市場的邏輯賺錢，像浙江的，現在也開始想辦法用強盜的邏輯去賺錢。強盜的邏輯，你賺了，別人就損失了，這是個財富分配。如果這種政策繼續下去的話，中國經濟是沒前途的，中國經濟真正的前途就在于重新回到改革的道路上來，重新讓市場發揮作用，約束政府的權力，減少國有企業的規模，然后讓民營企業家、私人企業家更有信心，讓外資企業也同樣平等地去參與這個競爭。那我覺得中國仍然還有很好的前途。

　　我們中國為金融危機付出的代價可不僅僅是一個統計數字上的代價，我們付的最大代價是體制的代價，體制改革的倒退和心態。過去大家說什么問題，我們怎么去通過市場化解決它，金融危機之后很多人的心態改了，很多人一想問題就說市場現在不行了，都要依靠政府，所以現在再說改革好象不理直氣壯，尤其我們政府部門好多名義上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干的都是反改革的勾當，包括新聞出版、文藝這些，現在到處建所謂整合集團公司，使得市場本來存在的競爭，國家政府給它壟斷起來了。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我不太愿意談多這些，好比通貨膨脹，下個月會是多少，我覺得這都不是很重要的，下個月它是6.0%還是7.0%不是很重要，我現在更擔心的是，除了這些措施導致的體制的倒退，體制的倒退就是，本來過去三十年，我們從過去計劃經濟強盜的邏輯逐步走向市場的邏輯，過去幾年我們發現慢慢又倒退，開始從已經實現的市場邏輯退回到強盜的邏輯，就是靠資源的掠奪，靠壟斷去賺錢，靠特權去賺錢。尤其中國市場上出現一批“強盜企業”，他們橫沖直撞，誰都阻止不住他，國有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你做一個私人企業，他看上你了，他要收購你，你必須投降，你不投降他就鬧得你破產。這樣的事你去各地調查是非常多的。這就使得很多民營企業家感到很悲觀。

　　如果大家都這么悲觀的話，我覺得未來的中國經濟我們很難去悲觀。當然，我們不是沒有救，我仍然在呼吁，如果我們政府不以改革的心態解決問題，不以市場化的方式來處理現在面臨的問題，那么我們的日子會越來越不好過，尤其過去十年積累的一些制度資產幾乎快耗竭盡了，從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積累了好多制度性資產。這十年我們看起來增加很好，但是靠耗的制度，而最近十年我們并沒有做大的，新的制度變革，看起來經濟高速增長，日子好過的時候，其實已經埋下了未來更大困難的“禍根”，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權靜：您剛才說到“死胡同”讓我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也很震驚，如果還是沿著這個政策往前走的話，那會是一條死胡同，您覺得從現在的政策來看，有變化的跡象嗎？

　　張維迎：我覺得目前沒有，我幾次講到，目前國家的經濟類似于亞健康狀態，看硬性指標好像都行，但是你真正要看軟的那些東西，提不起勁兒來，大家覺得沒有一個很有感召力的理念在吸引著我們。其實這個國家和人一樣，不怕你有困難，而是你有沒有戰勝困難的信心。80年代、90年代有時候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但是大家集思廣益出的一些東西然后出臺了，它可能很快就會解決。

　　積極的例子有兩個我特別喜歡舉的。文化革命，我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都沒吃的，就一個包產到戶開始，中國的糧食就過剩了，這不是貨幣政策。1992年，中國經濟也處于最低谷，1991年中國的GDP增加只有3.4%，是30年來最低的，但鄧小平南巡講話就給人自由，經濟很快就恢復起來。這些聽起來是一些很軟的，甚至是虛無縹緲的，但我覺得它真的重要，就是一個好的政府就是給人民充分的自由，讓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能夠充分地發揮，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相信通過市場的競爭，人的聰明才智，自然會創造這些財富來。在那個情況下，即使你有一些困難，大家說我跌到了可以爬起來，所以他就充滿一種信心。現在我們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政府可以直接操縱的手段上，它的效果適得其反。

　　改革停滯不前將面臨囚徒困境 

　　權靜：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政策和您說的也是相去甚遠，比如談到未來五年的時候，大家談到“十二五”規劃，明天有一個議題也是討論“十二五”規劃，其實政府在制定這樣的規劃還是在沿著老路再往前走。

　　張維迎：是的，我剛才已經反復地講了，我們現在改革的精神幾乎沒有了，政府部門特別是中央政府部門他們都在想方設法來通過利用危機來撈權，謀自己的利益，本來放開的東西都給收上來了，90年代后期我們減少審批，現在審批又變得越來越多。我們說市場要有更多的自由準入，現在準入也越來越難了。過去我們出了兩次所謂促進民營企業的“三十六條”，沒有落實。

　　權靜：我想問的是，這條路往前走究竟會怎么樣，重要經濟會有一次崩潰嗎？

　　張維迎：我相信事情壞到一定程度，在危機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改革的力量又會回來的。

　　權靜：要壞到崩潰的程度嗎？

　　張維迎：我希望不至于。

　　權靜：那實際上呢？

　　張維迎：實際上就很難說了，因為它涉及到很多政治等其他因素，因為在中國改革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博弈，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博弈。我們現在大家都希望中國不要再出現太大的震蕩，不要等著完全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在現在就指出這些問題來，有時候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能痛苦、代價就會太大太大，現在我們有責任把這些問題講明白，而且我幾次呼吁，包括政府結構本身需要做一些變化。80年代才有個體改委，體改委的使命改變推進改革，它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與其它部門，計委、財政部有對抗的力量。

　　權靜：現在呢？

　　張維迎：現在沒有對抗的力量了，它也不是鐵板一塊，每個部門都維護自己的利益，沒有人站出來說你不行，就類似說你這個房子里有好多東西，所有人都進來，給自己一點兒，沒有個把門兒的說你不可以拿，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所以就形成了體制的復歸。如果像80年代有一種對抗的力量，現在很多情況是，各個部門他說什么就是什么，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權靜：這也是我們最擔心的，人的本性，“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

　　張維迎：是的，有時候運氣好的話，也會出來一個積極的力量，像當年的鄧小平這樣一些人去推動它或者改變一個方向，使它往正確的方向上去走。

　　權靜：如果這個積極的力量依賴于某一個人而不是制度變化的話，會不會太飄搖？

　　張維迎：其實制度和人是相互作用的，因為沒有人不可能有制度，所有的制度最后都是人建的，所以決定不能否認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在變革當中的作用，但是再偉大的政治家做的事情不是改變制度，而是靠你的道德水平做好的話，你走了以后，可能新上來的人它就變壞了，所以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靠制度，但制度本身是需要偉大的制度企業家，偉大的政治家，他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制度性的企業家，他去改變，基于他對歷史的判斷。

　　權靜：即便我們的運氣足夠好，有了這樣的人，但這個人改變這個制度的難度會有多大？比如說到鄧小平的時候，為什么那時候改革相對容易執行下去，是因為那個時候改革沒有利益的損失方，因為到了一個邊緣，改革大家都是得利，但今天就完全不一樣。

　　張維迎：也不能說那時候沒有利益的損失方，一開始農村包產到戶的時候，原來當的大隊長，村委會主任的人就是利益損失方。

　　權靜：但那個力量沒有那么強大。

　　張維迎：中央系統也有，計劃經濟所有的權力都在計委、財政部，改了以后他就沒權了，外貿出口的權力都在對外貿易部，那時候外貿出口部門也反對。

　　權靜：但大家都窮的時候改革總比現在一部分人富起來難度要低？

　　張維迎：這是肯定的，但不能說好像那時候所有的改革馬上就見效，不是這樣的，而且某種意義上現在我覺得大家既有利益的分化，我們為什么要改革？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多贏的方式，這個我一直不太同意，現在太多的人僅僅從利益對抗的角度來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這是錯的。我們其實很無知，人與人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共同性遠遠大于它的利益沖突性，這就是我們人類的希望所在，如果我們人類認為老百姓和當官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那是沒有希望的。

　　權靜：剛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人依靠特權牟利。

　　張維迎：是的，但有時候這也是一種無知，我們很多過去靠特權的人下場并不一定好，這是一種無知。好比現在當官的名義工資非常得低，現在一個處級干部可能就比保姆稍微高一點兒，這個東西本身聽起來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份外的腐敗各種就出來了，其實我們改個體制，讓你拿到你應該拿的，但堅決不要拿不應該拿的。這對你也是好的，現在好比你不貪污吧心里也癢癢，尤其看到別人都貪污，自己不貪污老覺得吃虧，但是貪污了，你受了賄賂吧心里也不踏實，睡覺也不安穩，不知道哪天就被牽扯出來抓起來。這對大家都是一種痛苦。

　　權靜：即使那些靠特權牟利的

　　張維迎：都是一樣的。其實我們要建的是這樣一個體制，絕大部分人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貢獻，艱苦求才，每個人睡得都很踏實，我日子過得好，我踏實，過得不好我有希望，只要我努力還可以過一個好日子。現在的情況，至少我觀察，大家沒有安全感，因為安全對人的幸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這種安全感就要有制度的保證，沒有制度的保證，每個人的痛苦就會大大地增加，所以為什么我們不能忍受太多的管制？你不允許他自由，他痛苦啊。不是我們沒解的，現在中國好多人思考問題仍然是用“強盜邏輯”或者用“階級斗爭”的觀念，好比說你多了我少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仍然有希望，大家可以多贏，這是市場的原則。

　　我相信，無論對上的政治家，下的政治家，我們的體制干好對大家真的都是好的事兒，現在我們像一個囚徒困境，似乎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后結果對誰都不好，我們真正是合作共贏，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各得其所，這才是我們需要的體制。

　　中國經濟未來要講市場邏輯

　　權靜：說到這兒，我想跟您談最后一個問題，剛才您也談到了，很多人還在用文革的思維方式，階級斗爭的思維方式，這也是當政府要去轉變它的職能時的外部環境，比如危機發生之后，您剛才認為應該讓市場去消化它，該去損失的就損失，該倒閉的倒閉，但那時候也許會有很行大的民間輿論要求政府出來救市。

　　張維迎：是的，但這時候我覺得作為政府來講，我們要聽取民意，但政府領導人也有自己的理念，更多依賴科學的方式，科學的思維，有時候我們需要向普通老百姓去解釋，如果一個政府一味地認為老百姓說啥它就是啥，這就等于不負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老百姓，在每個方面都有盲區和無知，這也就是我們要領導人的重要原因，否則我們不需要領導人，要計算機就可以了，民意表決，然后看哪個選擇得多就做哪個。我們一定需要領導，因為他有他的獨立思想，某種意義上他要比別人看得遠。過去我們批評“事后諸葛亮”的人不能當領導，如果你事后都當不了諸葛亮就更不能當領導，你要當領導思維就要比別人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時要有一定的意志力，要說服別人。

　　我們不能一味地就搞“民粹主義”，這是很危險的。包括一開始談到的歐洲債務問題也有關，希臘已經困難到那種程度，自己坐吃山空，然后說我們要改善體制，要壓縮工資，馬上就去罷工。誰給你寵成這樣的？你不生產，就想消費，你憑什么？這是一種輿論，是一種宣傳。我們現在和過去不一樣的地方，90年代有一些年輕人身上穿的T恤衫，背上寫著“點兒背不能怪社會”。現在任何事情都怪別人，這就是一個問題，都怪別人不是沒有關系，沒有道理，因為我們很多事情不是自己造成的，是別人，是我們的體制，甚至我們的政府給你造成的。

　　但話說回來，如果我們不能基于這樣的狀態，使得每個人覺得自己沒做好是自己的問題，那就麻煩了。這幾年我們輿論的轉變非常得嚴重，所以我一開始說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這些，歐洲的福利社會主義是它現在面臨困難的最根本原因。中國未來，我們還沒有發達起來的時候就陷入它那個困境的話，我覺得我們比它要慘得多。

　　權靜：我記得在冬季達沃斯的時候您跟我說過，現在很多學者往往頂得住來自體制，來自上面的壓力，但往往抵制不了來自輿論，來自民眾的壓力，現在您來看民眾這種思維和輿論有改變嗎？

　　張維迎：沒有，一樣的。所以做一個偉大的領導人是很不容易的，做一個好的學者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出來的東西大家都歡迎那就太容易了。你要做的最艱難的決策……

　　權靜：其實大家都罵你的？

　　張維迎：是的，可能會是罵你的，但他必須頂著。其實我們過去在金融危機之后，日子之所以比較好過，看一下我們之前是費了很大的周折，1998年、1999年解決國有企業問題，1998年一年國有企業職工就下崗接近2000萬，要去消化它，現在可能嗎？現在就不可能了。過去我們說計劃體制不好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們為什么要改革，就是要讓真正干事兒的人比不干事兒的人過得好，現在我們好像又變成回過頭來這樣，干事兒的人沒有好下場的，這就引起我們整個干部心態的變化。你現在仔細觀察一下，包括最高中央各部門，很多人做事兒不是基于理念，實際上是怎么逃避自己的責任，就是自己不犯錯誤。

　　自己不犯錯誤，但你給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帶來的錯誤可能就會很大，這就是我們的激勵機制有問題。

　　權靜：我想問最后一個簡單的問題，當民眾的心態都像嬰兒一樣渴望一個強力的政府來保護它的時候，改革會遇到困難，民眾的心態怎么樣可以改變？

　　張維迎：其實民眾的心態，我們有時候仔細分析一下，像微博它有時候代表一種聲音，代表的都是民眾，但很難講，因為有些事情是被放大的，大量是沉默的多數，這時候我們需要真正地判斷它，不是一定微博上的聲音高就意味著多數人是這樣認為的，不一定的。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相反。當一個企業家不容易，你要判斷別人識不出來的東西，同樣當政治家也不容易，你也要判斷別人沒表現出來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無論如何，我要說的是，中國未來的出路，甚至世界未來的出路只有走“正道”，這個“正道”就是“市場經濟”、“市場邏輯”，而不是走歪門邪道，按照強盜的邏輯，就是靠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干預去解決我們的問題。因為只有市場的邏輯在創造財富，強盜的邏輯只是在分配財富。    

　　追求短期利益助長凱恩斯主義盛行

　　權靜：這是不是背后說明凱恩斯主義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被貫徹之后的一個實例？

　　張維迎：我想可以這么講，凱恩斯主義簡單的理論就是說市場是不行的，需要政府來去干預它，特別是在危機的時候，蕭條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它的理論還證明，在蕭條階段，政府還在用支持的辦法其實并不真正增加赤字，為啥呢？因為支持之后有乘數效應，結果生產GDP增加，使得財政收入反倒增加了，這完全是錯的。

　　權靜：為什么在您這樣的判斷之下，金融危機發生之下，各國政府還在沿用這樣的措施？

　　張維迎：一類屬于我們“無知”，我們人類包括政府制定的政策很多屬于很無知的，甚至一些所謂的理論，它本身也是我們無知的表現。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我們相信凱恩斯主義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就運用它。另一方面也可以叫“無恥”，大家出于利益的考慮，利益的考慮有一些支出使得政府部門得到權力，得到好處，所以好多政府部門認為振興經濟要花錢。

　　從更高層來講，比如美國奧巴馬有個任期，很多政治家總想在自己任期內把問題掩蓋起來，下一屆再說，奧巴馬有個選舉問題，他為什么現在仍然有第二次刺激，還有量化寬松的政策，就是因為他面臨著選舉。2012年全球有好多重要的國家、領導人在換屆，像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甚至我們的臺灣都在換屆，所以有人講說“2012現象”，就是因為有好多國家大的領導人在換屆，給經濟帶來一些問題，所以我說很多人有短期行為。

　　權靜：所以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只是推遲了這個危機，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可是他們還必須要推遲，因為換屆的問題？

　　張維迎：是這樣，但是這里面有很多理論的分歧，我的意思是說，沒有人真正地去按照一個國家的長遠來看什么是最后的政策，大家都是急功近利，都搞短平快，政府是最沒有耐心的，政府為什么沒有耐心？除了它客觀的體制是這樣，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領導人的理念非常得重要，有理念的人他可以看得更長遠，沒有理念的人他就看的比較短期。舉例子，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撒切爾、里根是非常有理念的人，他看問題就看的比較遠，未來更遠、更大的目標，他可以忍受一些短期的甚至困難。

　　目前全世界來看，各國領導人總體而言，他的那種理念我覺得要比上世紀80年代差得多，更多的可以說，用一個英文的詞，類似它是一種politician，不是statesman，它不是真正的政治家，而更多的可能是政客，政客和政治家最大的不一樣是，政治家是有理念的，而政客是沒有理念的，政客是機會主義的。這可能對這次應對金融危機當中，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政策不可能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