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偉

　　在“達芬奇”家居缺乏誠意的表態下，從上周五開始征集的“達芬奇造假維權團”像滾雪球一樣聚集起大批消費者，截至昨天僅在上海地區的消費者就達近20人。發起者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的相關律師表示，由于“達芬奇”家具動輒數十萬元一件，如果以全國范圍索賠，其索賠金額肯定超過億元，或創下國內消費索賠的紀錄。(7月26日《新聞晚報》)

　　“達芬奇”事件，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滿意的說法，這比賣假貨更令人憤怒。這充分說明，“達芬奇”在洶涌的民意和輿論面前，還沒有絲毫的悔意的誠意，除了“哭訴創業的艱難”，就是一部熱線電話的應對。

　　就目前而言，“達芬奇”的態度其實是監管無力的延續，集體維權的指向不應只有“達芬奇”，還應有政府自身的責任。之前的監管漏洞，使“達芬奇”的造假行為有了可乘之機；事件發生后，政府部門依然沒有作為。北京是最先報料的城市，但至今我們沒有看到北京相關部門有任何動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擔負打假維權重任的監管部門沒有作為，才把消費者逼上了集體維權的路子。

　　去年，33名智利礦工安然脫困后，卡爾德拉市女市長岡薩雷斯出面為獲救礦工維權，邀請得力律師向責任方提起訴訟。不過，盡管智利政府在此次救援中“功不可沒”，但為礦工們維權的律師和地方政府，卻沒有就此放過這次事故的任何責任者，他們將把政府監管機構及采礦公司告上法庭。

　　智利礦工的法律意識確實令人感嘆，對于時下的“達芬奇”消費者維權也是一種啟示作用。假若不能在維權的時候，厘清商業主體和公共主體之間的責任，分清相互的關系，那么維權的效用遠遠不夠，解決了時下的“達芬奇”問題，但由公權不作為導致的其他問題就會延續下去，政府責任強化不了，“道德守望者”的角色失位，類似的事件就無以禁絕。

　　客觀地說，假若集體維權最終取得成功，這會產生“鯰魚效應”，對于消費者來說，維權的參與就是一堂法律普及和教育課，對整個社會也會起著示范效應。民眾自覺一旦成為個體習慣和社會常態，那么不僅對于市場商業權利的維護，對于社會公共治理也是一種促進，因為諸如由環境污染、房屋拆遷、土地征用等誘發的群體性事件，就都可以通過法律的途徑去解決，而不是用上訪或互相對抗等常規方式。

　　如今集體維權的環節之中，少了對公權責任的追問，才使得政府變得無比懈怠，并形成內外的巨大反差。這不僅僅是法律意識的問題，更多是忽略和淡化了社會主體意識。這或許是我們建設法治社會最需要解決的瓶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