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18日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未來五年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定下了基調、指明了方向。
全會認為“十二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分析人士表示,這意味著中國未來5年將著力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問題。
全會提出了今后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抵御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更加牢固。
分析人士認為,這預示著“十二五”時期中國的改革攻堅步伐將明顯加快向縱深推進。
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是當前制約中國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瓶頸。全會公報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2010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表示,從“增長”方式轉變到“發展”方式轉變,不僅僅是字面的改變。
他指出,原來所說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主要是指通過生產要素結構的調整,實現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則至少擴大至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生產要素結構3個方面。
在需求結構轉變方面,經濟增長要從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轉變為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發展,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在供給結構的調整方面,經濟增長要從過度依賴第二產業的增長,轉變為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
在要素結構的調整方面,經濟增長從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強化管理,提高勞動者素質來推動經濟增長。
此外,全會還提出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表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加迫切。
他指出,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在改革開放30年中逐步形成的,在這一階段,產業結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梯次轉移,中國經濟通過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融入全球經濟。
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也出現了內外需發展不平衡、對外部環境的依賴程度過深,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成為經濟發展支撐力量,資源環境壓力突出等亟待解決的問題。
公報提出,要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說,“十二五”期間在外貿與外經方面的轉變將主要包括4個方面:第一,在引進來方面,由過去的資本、智力引進深化至管理制度的引進,進一步與國際通行規范接軌,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
第二,在走出去方面,由工程承包,能源資源方面的對外投資為主,轉變為把全球的生產、人才、資源、物流等優質的要素全方位嫁接到中國的產品價值鏈中,進一步建立區域和全球的貿易生產體系。
第三,在進口方面,將進一步發揮進口技術在產業升級中的作用。
第四,在出口方面,將從低端產品為主進入到中高端產品為主,由低端工序方面的代工為主轉向以自主設計、生產、研發、營銷為主。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源于經濟領域,但其所具有的重大關聯和重大影響遠遠超過了經濟領域,對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等其他領域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
根據全會的精神部署,“十二五”將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
分析人士認為,這意味著,未來5年中國必須通過其他領域一系列改革的實現來推動整個改革事業向前發展。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說,可以看出中國對改革加強了綜合配套,改革將不再是某一個方面的改革,而是各領域齊頭并進的全面性的改革。
中國發展的最大瓶頸還包括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這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個很大的制約。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陸學藝表示,全會提出的加快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他認為,調整創新社會結構、改革社會體制、加強社會管理有利于縮小城鄉、區域和貧富差別,可以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全會提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說,“‘十二五’規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強國’和‘富民’結合為一體,解決好‘藏富于民’的問題,它是‘改革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理念的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
吳忠民認為勞動關系的穩定是未來中國社會能否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擴大勞動關系覆蓋面、理順勞動關系將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調整產生重大影響。
全會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技術研究所所長汪同三說,以前中國更多強調經濟建設,現在公眾除了衣食住行外,還需要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而且,文化產業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提供新的巨大發展空間。五中全會的精神順應了這種需求。
中國的發展要上升到一個更高層次,就必須整體推進更深層次的改革,這需要中國共產黨具備更高的執政能力和更高的執政水平。制訂“十二五”規劃也正是執政能力和水平的體現。
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認為,中國成功地化解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為全球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現實體現,黨的領導也將是實現“十二五”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根本保證。 (吳小軍 楊維漢 吳晶 查文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