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該力求真實的統計在政績出官體制下，被動地處于火山口的尷尬境地上

　　為什么統計工作的重要性日益顯著，社會對統計數據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對統計數據的依賴越來越重，但公眾對數字的滿意度卻并不高，而且質疑之聲不斷？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稅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葉青的官員加學者身份讓他近年來成為全國兩會媒體報道的焦點。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兩會，3月8日之前代表們的話題幾乎都圍繞著統計。”在湖北省統計局辦公室內，葉青告訴本刊記者，“因為對房價漲幅老百姓關注度很高。”

　　其實，不僅僅是房價，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國核算數據、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統計范圍太窄、城鎮登記失業率不反映實際失業率等，都讓老百姓對統計數據心生迷霧。“2009年全國房價1.5%的漲幅指數，是公眾質疑統計數據公信力的一個觸發點。”

　　為什么統計工作的重要性日益顯著，社會對統計數據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對統計數據的依賴越來越重，但公眾對數字的滿意度卻并不高，而且質疑之聲不斷？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的調研從葉青開始。

　　“難堪”的國家承諾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在變化，但30年來任何一個省，少有出現GDP負增長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現了負增長。山西省還因統計數真實受到了各界的稱贊。關于GDP，我們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擠干凈了嗎？”談到GDP，即便作為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也心存疑問。

　　GDP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英文縮寫。在統計上大體有兩個通用的指標可以反映生產成果。一是總產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所有生產成果。

　　“因為擠水分不僅僅是數據的增減，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現任領導擠水分，就意味著其在任期間國民經濟的發展增速會回落甚至出現負增長。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現任上一級的情況下，現任不敢擠，也沒有動力去擠。”在葉青看來，5年一次的經濟普查，挨家挨戶地毯式的調查，可以擠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經濟普查動用了8萬左右的人力。“花費人力財力就是要把數字搞準”，但讓葉青比較不習慣的是，“第一次經濟普查時，為了保障數據的準確性，以國家的名義鄭重承諾，對企業所報數據保密，不會告知別的部門，比如稅務部門。”對外只公布總數，不公布各個企業的數字。“到2008年第二次經濟普查的時候，我們依舊這樣對企業承諾。這非常難堪，希望在將來可以不作這樣的承諾。”

　　即便有這樣的承諾，也有學者對普查數據到底有多真實表示懷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礎數據相當多，僅國家統計局報表中就有3000多個指標與GDP核算有關。大面積的調查，如果一部分數據不真實，結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數據來得準確。”

　　“申報表格過多過于復雜，不同部門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調查方申報數據往往會有偏差，或者故意錯報，但是復查的成本又過高。”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柯惠新擔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規數據不一樣，應該說普查數據更準一點。國家對普查數據也是認可的，明確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數據為準。”湖北省經濟普查辦公室的彭主任對本刊記者表示。

　　中國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產法加部分行業的收入法來核算。“所以，為什么能在經濟普查的時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統計指標很全面、單位也全面的機會，把各個行業的增加值算出來，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業的GDP。”湖北某市統計局參與經濟普查的統計人員告訴記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過經濟普查底數作為基數，按照相關行業的增加值指標進行推算的，這就有一定的誤差，需要普查數據來修訂。

　　在這位統計人員看來，各省GDP加起來大于全國的總數，區縣GDP的數據加起來大于全市的總數是正常的。現在經濟活動非常復雜，生產經營地和登記注冊地不一致的情況很多，為招商引資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產值當然竭力想要算在當地，但作為注冊地按屬地原則也應該要計入這部分產值。

　　以這位統計員所在的市為例，市政府專門召開過一個會議，決定對發生在該市區縣一級的上述情況按兩方都算進行處理。“所以，對地方的時候，我們就都算，而全市上報的時候就剔除重復，只算一次。因此，有時我們需要做兩套表。”這位統計人員表示。

　　但在現實中，一些地方在統計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數據，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響到GDP的準確度。對此，上述統計人員表示，“現在湖北省對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區縣的經濟總量不能超過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過0.3%。”

　　權力對數字的影響呈逆向

　　“你們怎么對GDP這么感興趣？”中部某省統計局核算處處長，對于本刊記者關于GDP的疑問，笑著反問。

　　掌管著有“統計的龍頭”之稱的核算處，對于國家統計局正在積極部署的GDP下算一級工作，他表示，“目前應該說具備了下算一級的條件，但下算以后我們的壓力就更大了。各個地方都說自己的數被算低了，天天來找你。”

　　事實上，這位處長的擔心，在國家統計局層面已經發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審算結合”過渡到當前的“下管一級”之后，柯惠新告訴記者，就出現了各個省都來跑數字的情況。這個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個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這里面是有很多考慮的。”

　　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在一些地方，個別領導出于政績考慮，還存在對統計數據進行行政干預的問題。一些企業、單位和個人，出于各種利益的考慮，不愿意提供準確數據，遲報、漏報甚至是拒報統計資料。葉青告訴記者，大約5到10年前，他聽過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縣縣長把重要部門的負責同志召集在一間房子里，一塊湊數字。應該說，“這種做法現在比較困難，因為縣一級的GDP由地市來算，這不是縣長、書記想要什么數據就可以要到的。”但葉青也坦言，他擔心領導干部控制不了GDP總數，不排除他們“未雨綢繆”深化到GDP構成數，即讓企業的數字報大一點，這樣的做法隱蔽性更大。

　　“領導權力對數字的影響是呈逆向趨勢的”，葉青指出，“表現最強烈的是鄉鎮、縣、街道這一級。他們直接管企業，很關心數字的增長幅度。為和別的鄉鎮作比較，有動力去修改。”

　　鄉鎮的統計力量本身又是相對薄弱的。這種情形在采訪中被基層統計人員形容為倒金字塔結構。“上面一根針，下面千條線。”任務繁多的鄉鎮統計部門，通常只有3到6個人，一般叫統計站，掛在經發局下。受編制影響，為降低成本，經常是發改、統計、物價三個部門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統計的就兩三個人。面對區里眾多企業，根本就顧不過來。

　　在湖北這個中部省份的一些市縣，統計調查隊伍自身的體制沒有理順，也一定程度地影響了統計工作的穩定開展。某市統計局綜合科楊科長告訴記者，他所在市的調查隊原來是市統計局的二級單位，隨著國家調查總隊的成立，現在升格為與統計局平級，承擔原來城市調查和企業調查的任務，但農業的調查任務是由調查隊和統計局兩邊共同承擔的。“這對地方來說很難，國家沒有明確業務到底分在哪里。調查隊在屬于市統計局的二級單位的時候，屬于事業編制，一些工作人員是事業編制的身份卻干著統計局這邊的活。改革之后，調查隊編制的人員就理所應當地到調查隊工作，原本干的統計局的工作就出現了人手不夠的局面。”

　　楊科長告訴記者，不但是鄉鎮，一般縣一級的統計部門編制也非常緊張。十幾個人，“一正三副”加上辦公室人員、司機、后勤，真正在業務崗位上的人員并不多。

　　“統計的地位雖然提高了，領導干部講話、匯報材料、政府辦、黨委辦日常的工作都離不開數據，但作為基層統計部門領導，猶如被放在一個火山口上。一邊是統計數據的真實、一邊是政績，必須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鋼絲。”一位剛赴任某市統計局不久的局長，不愿過多接受記者的采訪，但說了上面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