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是一連串事件，但究其本質，根植于結構錯位和城市化進程的不徹底

　　《財經》記者 姚佳威

　　陽春三月，回鄉過年的農民工大多返城開工。但發軔于去年下半年的民工荒，在珠三角、長三角、大連、青島、重慶、成都、西安等地普遍出現，薪酬普漲之下仍一工難求。

　　政府部門、媒體、坊間對民工荒之有無和輕重各執一詞。《財經》記者赴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地采訪了解到，各地制造業、服務業缺工現象十分普遍，程度較之往年更趨嚴重。數月以來，持續的民工荒儼然已成企業老板的夢魘和當地官員的心病。

　　漲薪仍缺工

　　為幫助企業緩解用工壓力，廣東河源市高新技術開發區按照級別給每名干部下達招工任務，規定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每人要幫助企業介紹工人100人以上，科室負責人負責招10人以上，普通干部職工負責招5人以上。

　　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河源高新區內企業接獲訂單大幅度增加，擴大生產規模使得用工需求激增，區內用工缺口高達兩萬人。而相對于整個珠三角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河源只是冰山一角。

　　《財經》記者自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地人才市場了解到，早在去年下半年，各地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用工缺口，而節后這一缺口又進一步擴大。廣州市人力資源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廣州目前用工總量為683萬人，缺工15萬人以上，深圳市缺工20萬人以上。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調研顯示，目前廣東企業缺工總量約90萬人。

　　“去年此時還是工選人，可現在是人選工了。”南方人才市場招聘顧問高金萍向《財經》記者慨嘆。自2003年下半年起，民工荒每一兩年就出現一次，但這次程度尤為嚴重。

　　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智通人才市場節后一周內舉行了五場招聘會，3200多家企業進場招工。2月27日，9000個招聘職位來了1.3萬求職者，而這竟然是去年四季度以來首次求職者人數大于職位數。

　　佛山用工缺口高達28.3萬人，較去年同期增長60%以上，勞動力供求情況由去年的1∶1變為目前的1∶3，一個工人對應三個崗位。

　　此外，記者在各地人力資源市場和勞動就業管理中心了解到，珠海缺工3萬人，江門缺工10萬人，中山缺工6萬人，供求比都徘徊在1∶2到1∶3之間，供不應求，失衡明顯。

　　而去年的此時，2009年2月，廣東省勞動部門公布的供求比例還為1∶0.8。意味著1個求職者只對應0.8個崗位，有20%的求職者難以找到工作。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與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對《財經》記者表示，季節相同而行情迥異，說明外部經濟確有回暖。

　　目前，珠三角缺工行業主要集中在電器、玩具、五金、皮革制品、紡織制衣、家具制造、餐飲服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缺少的崗位是一線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即普工和技工。這些企業主向記者表示，用工缺口的主因是訂單數量增加。

　　記者在招聘會現場看到，很多企業招工人員一改往日矜持擺譜，主動熱情，散發有關他們公司的介紹傳單，很快，記者手里就被塞滿了招工企業的介紹傳單，恍然間，招聘會仿佛成了推介會。“老板要求我們必須積極、主動、熱情。”一位在佛山招工的陶瓷企業的工作人員向記者坦承。

　　在東莞人才市場，企業為盡快招到工人，紛紛貼出“急聘”“急需”“急招”字樣，尤其針對普通工人采取“團購”戰略，注明“50人”“100人”，更多的則是“數量不限”。

　　招聘會外的招工同樣火爆。東莞人力資源中介王鵬向《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委托他代為招工的企業數量較去年翻了一番，中介費也上漲了50%。很多企業還請職工代為介紹同鄉、朋友，每個獎勵200元－500元不等。

　　企業的焦急不難理解，每天缺工的代價是真金白銀的流失。東莞某電子器件廠六條生產線馬力全開才能滿足手上訂單，而現有工人包括行政、財務等管理人員全部投入生產一線，也只能勉強開夠三條生產線。“這等于每天都在虧錢。”該廠張姓老板心急如焚，嚴令該廠招工人員“必須全力以赴，對應聘者要主動熱情”。

　　既然缺工，那就加薪多招工。事實上，這正是很多企業的應急之道。

　　為盡快搶到工人，很多企業現場提薪，同類企業互相攀比競爭，互不相讓。很多招工海報的薪酬數字都有改動痕跡，某制衣廠上午普工底薪還是1500元，在苦候多時沒有斬獲后，下午將工資改成1800元，學歷要求也由高中降到初中。

　　各地企業還紛紛絞盡腦汁，將高溫補貼、帶薪休假、包吃包住甚至傳統節日紅包、年末喜宴等能寫上的福利全都寫上，甚至還考察參照其他企業的“特色福利”，只要是本公司能辦到的，請示老板后一律寫上。至于簽署規范的勞動合同、社保等，已經算是基本要求。

　　南方人才市場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目前一些制造業企業為招到工人而提高薪酬，但由于很多企業從事的是無品牌低附加值生產，利潤空間微薄，難以大幅提高薪酬，招工力不從心。據南方人才市場統計，廣東省去年下半年企業平均薪酬已上漲10%－20%，但用工緊張狀況仍未顯著好轉。

　　手下有雇工400人的廣東花都皮具廠楊姓老板向《財經》記者介紹，該廠目前月薪已提高了300元，普工工資達1800元，每月要多付12萬元的成本。再加上管理成本，每月要多掏15萬元左右。

　　“我現在每雙鞋也就賺十塊錢。不能再加薪了，要不真的虧本了。”楊老板一臉苦相，感慨賺錢越來越難。他坦言，國家4萬億元經濟刺激與他這樣的民企基本沒什么關系，好不容易挺到金融危機好轉，訂單多了，民工荒又成了一個檻。楊老板介紹，不少類似他這樣規模的企業由于民工荒期間高漲的用工成本而被迫選擇關門大吉。

　　“長期重復無品牌、低附加值、利潤微薄的低端制造業，這條路已經走到盡頭。”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向《財經》記者表示。

　　新西部的吸引力

　　“和南下廣東相比，我更愿意留在重慶發展。”趙民輝高中畢業后在廣東呆了半年，最后決定留在重慶。

　　作為傳統的勞務輸出大戶、珠三角和長三角民工的來源地，重慶幾乎與廣東同時出現民工荒。重慶華威人才市場總經理袁瑜向《財經》記者介紹，重慶企業普遍存在缺工現象，機械制造、化工、房地產、物流等行業都在大量招人。

　　許多本地民工留在重慶，外地民工也開始選擇到重慶這樣的中西部地區去打工。薪酬是直接原因之一。相比于廣東，重慶的薪酬并不低。

　　在重慶、廣州兩地城區，普工、保安等薪酬都在1200元－1800元之間，即使在重慶周邊的縣城，平均工資比珠三角也就低300元左右，再把當地相對低廉的消費計算在內，南方沿海的薪酬優勢已基本消弭。

　　袁瑜認為，作為新興經濟增長區域，重慶等中西部城市，在吸引勞動力方面具有后發優勢。與廣東的季節性訂單因素相比，重慶等內陸中西部城市企業缺工的原因在于，隨著西部大開發和成渝主體功能區等經濟發展重點區域的建立，稅收、補貼等優惠政策頻出，投資大量涌入，很多企業處于成長上升期，崗位多有一定上升空間。

　　而珠三角企業大多發展歷程較長，企業老板都保有自己的核心工人和技術工人，注意維持這部分人的穩定。對待普通工人只是因為季節性訂單漲落而招工，等旺季一過就尋找理由“過河拆橋”。因此，對于渴望長期穩定的工作的群體來說，珠三角的吸引力就相形見絀。

　　趙民輝坦言，對于他們這些“90后”生人來說，每月多賺幾百塊錢已不再是其惟一期許，他們也開始和大學生一樣，看重發展空間。“重慶這邊新企業更多，空間更大，將來干得好除了薪資外，還有機會成為穩定的核心員工，甚至進入管理層。”

　　在重慶解放碑人才市場，《財經》記者看到重慶企業同樣求才若渴，積極主動并不遜于廣州同行。和珠三角相比，重慶企業薪酬不少，對學歷、工作經驗要求更少，但即使這樣，多位人力資源人員向《財經》記者表示，招工并不輕松，也在為名額招不滿而發愁。

　　新民工、新農村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日前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進城打工的大多屬于第三代農民工，他們當中很多人生活條件與父輩相比已有所改善，經濟壓力減少，權利意識增強；他們的理想并不是賺錢后回鄉蓋房、娶妻、生子，更多的人希望留在城市居住；他們更注重維護自己的權利，在薪酬待遇上考慮和要求更多。

　　雖然對在民工荒時受到的“優待”感到受寵若驚，但民工們心里仍對企業會否“過河拆橋，卸磨殺驢”表示擔心。

　　20歲的賀永福來自湖北襄樊農村，其父母都曾經外出打工。他擔心會經歷當年父母一樣的遭遇，訂單高峰時被好言拉到廠里，訂單減少后就被辭退回鄉。 而自己同村的許多同齡人，都選擇在家種地或去襄樊市里打工，收入并不比在廣東打工少。

　　據《財經》記者采訪獲悉，此次民工荒洶涌，珠三角企業長期誠信缺失亦難辭其咎。

　　賀永福說，雖然目前國家要求企業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但很多企業仍然陽奉陰違，招工時表示“好商量”，但到了工廠馬上開始加帶附加條件，即使簽合同也要有三個月試用期。訂單大潮一過，仍可以試用期滿，不合格為由，將工人掃地出門。對此，工人只能忍氣吞聲，費勁辛苦賺的血汗錢，哪里還舍得花在告狀的各種費用上。如此幾次反復，工人們都寒了心，索性在家種田，于是民工荒會愈演愈烈。

　　此外，家鄉收入與廣東打工收入差距縮小，也是重要原因。“這次‘兩會’把提高農民收入作為重點工作，可能回去發展生活會更好。我的同鄉們在襄樊老家的城里生活都不錯，而且離家更近，可以照顧父母。”當記者追問既然知道這么多家鄉的好消息，為什么還要南下廣東時，賀永福表示，不甘心窩在家里，希望趁年輕出來闖闖。

　　在廣州、東莞、深圳、重慶等多處人才市場記者了解到，許多工人春節回家后不再選擇回廠，而是留在農村種田，或者在縣城就業。

　　“當下是農村政策最對頭的時期之一，也是農民獲得實惠最多、農村形勢最好的時期之一。”韓長賦向《財經》記者介紹說，中央已經連續發出七個一號文件，交通、通信、電網、飲水等基礎設施獲得完善，農民也獲得國家農機補貼、肥料補貼，增收前景看好。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與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等專家也指出，近年來國家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農業收益提高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開始建立，以及城市就業崗位的增多，那種農民工不計工資與勞動條件出來打工的現象正在改變。

　　袁瑜表示，農民工在城市薪酬不能讓人滿意或者發展前景不明朗時，他們就會選擇暫留家鄉，擇機而動。

　　根源還在二元體制

　　沿海與內陸同時存在用工缺口，是否源自勞動力供給總量匱乏？

　　中國人民大學人力資源與勞動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認為，民工荒是一種結構性錯位。中國目前有八億農村勞動力，供給總量上并不缺乏。

　　《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均表示，季節性訂單因素只是暫時性外因，民工荒問題本質上是體制問題，根源在于中國城鄉二元體制。

　　梁小民認為，“民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與教育覆蓋的缺位。即使更吃苦耐勞，更節衣縮食，缺乏福利保障，缺少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們，面對城市里的激烈競爭，也往往淪為最無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種田，要么被裹脅在民工潮與民工荒的周期性漲落之間，被企業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在城市與家鄉間疲于奔波。

　　如賀永福所言，盡管廣州的民工政策在全國算是比較好的，但缺乏專業技術的他，沒有當地戶口，廣州對市民的各種福利，他統統享受不到。面對消費、醫療、未來子女教育的高昂成本，仍然沒有信心。而作為家里的獨子，賀永福覺得即使自己能勉強在廣州立足，將來父母年紀大了之后，把父母接過來也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身材瘦小的賀永福，站在廣州林立高樓的陰影之下，顯得渺小而無奈。

　　在袁瑜看來，實際上“80后”“90后”的農民工大多數還是希望進城闖蕩，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成果。蘇海南也指出，農民工反復流動增加了成本，更重要的是不能形成穩定的勞動力市場，直接威脅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可持續性，從而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負面影響。

　　蘇海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民工荒也是好事，可以倒逼政府督促企業改善民工薪酬和工作環境，完善教育、醫療等各種社會保障，更加重視維護農民工權利，從而為農民進城提供更好條件。

　　梁小民建議，應該先從中小城市開始，給農民工以城市戶口，解除其后顧之憂，使其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為城市發展貢獻力量。

　　時至今日，民工荒已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成為社會問題。民工荒的背后真相，乃是中國城鄉二元體制區隔之下，城市化勞動力難以進城扎根的表征，是新生代民工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東中西、城鄉區域經濟差距縮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體制性因素乃是民工荒反復發作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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