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瑾玉 　

　　在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出生的、在城市務工的農民，他們已成為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的主要力量。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備受關注的“一號文件”中，也首次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

　　這些年輕的農民工和他們的父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更重視技藝，但是在外出務工之前卻得不到良好的培訓，倉促上陣，在城市務工面臨尷尬。

　　回不去的鄉村

　　正月十五還沒過，燕變芳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蘭州。房子依然租在安寧區錯落有致的炮樓群中，坐在15路公交車上，濱河路上的風景再也熟悉不過。

　　她已經逐漸習慣了城市生活，不想回到農村。但有時候，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燕變芳會莫名地有一種難以抑制的疏離感。

　　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燕變芳，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的一代，因教育程度相對高一些，來到城市不僅僅為了謀生。對他們來說，扔下鋤頭，離鄉外出務工是這一代高考失利的農村青年的時尚選擇。進城務工，意味著他們將以另一種方式親近城市現代生活。

　　2009年，燕變芳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服飾店的導購，但這份工作她干了不到3個月就辭職了。“工資和業績掛鉤，工作壓力太大了。”高中畢業的燕變芳，曾兩次參加高考未能如愿。2005年隨哥哥到蘭州打工后，干過包括餐館服務員、收銀員、服裝導購等不同的工種。

　　燕變芳已習慣了城市的繁華和快節奏生活，難以忍受農村的破舊、貧窮和慢節奏。雖然覺得自己的“根”仍是農村，但又與農村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心情使其處于尷尬中。

　　燕變芳只在過年時才回家，平時即使“失業”找不到工作也不想回家。她已經厭倦回到農村，因為農村只有老人和小孩，很少能找到同齡人。“家鄉變化不大，好像更破了，家里到處是泥土，不習慣，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單調得要命，印象當中溫馨和熱鬧的鄉村變得寂靜而沒有生氣。”燕變芳說。

　　也許是習慣了逛街、購物和吃夜宵的城市生活，即使過年回家，燕變芳也沒有像父母希望的那樣在家呆著，而是叫上幾個打工的姐妹坐車上縣城去玩了。

　　事實上，不久前她請假回了一趟家，是遠在農村的父母打電話讓她回去“相親”的。因為這個事情，燕變芳和家里鬧了幾次矛盾，父母執意讓她早點成家，以了卻二老的心事。但燕變芳沒有聽從父母的安排，她覺得在城市工作了幾年最終仍要回到農村，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要我放棄現在的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是很難的”。“我才24歲啊，可不想早早把自己交代了。”其實在燕變芳的心里，她是一門心思要在城市里找一個男朋友的。

　　燕變芳現在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目前和以前打工時認識的姐妹租住在一間沒有暖氣、不足10平方米的民房里。每天她會花大部分時間出去找工作，晚上回來時順便帶上兩份報紙，她是報紙招聘廣告的忠實讀者。雖然手里的余錢不多了，但燕變芳不會輕易去飯館那樣的地方打零工。她覺得在那里打工沒有前途，只會離自己變成城市人的夢想越來越遠。

　　燕變芳的很多同學選擇在正月辦喜事，過年時，她一直忙著喝喜酒。早春的北方寒氣逼人，因年前一直下雪，農村的小路到處濕漉漉的，對于習慣了城市水泥路的燕變芳來說，走泥巴路是一件令她感到不悅的事情。

　　“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因為有同學的喜事，沒有辦法。”燕變芳還沒有在家呆上半個月就不耐煩了，盡管在那個令她向往的城市里，她擁有的全部不過是一張床而已。

　　走在沒有技術的路上

　　這些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受教育的程度相對高一些，但如果沒有技能，這些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在現實的環境里面臨的困難一點也不比他們的父輩少。

　　董華還在和父親較勁，盡管他自己不愿承認這一點。“以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和兒子交流，現在整天在一起，一天也說不上幾句話。”45歲的董正西并不諱言和兒子的緊張關系。

　　2007年6月，在即將結束高二年級學業時，董華選擇了輟學。“那段時間念書念得頭疼，人在教室里坐著，心思卻不在學習上。”董華說，“我的成績在班里是中下水平，肯定考不上大學，索性不上了。”

　　這是董華在一個月的時間里第二次向家里提出退學的打算。5月初的一天，在一次激烈爭吵后，董華被父親強行送到了學校。“考不上大學，至少也應該努力上個高職，學門手藝。”董正西不想讓兒子步自己的后塵。

　　1982年，25歲的董正西成了阿干煤礦的一名礦工。3年礦工生涯，長埋在他記憶里的就是礦難。1985年5月20日，擔任采煤班長的董正西交班后，和工友們剛上到地面，一股水就沖進了800多米深的巷道，300多人被困井下。經過一天一夜的救援，大部分礦工成功獲救，7天之后，19具遇難礦工的遺體也找到了。不可預測的礦難，讓董正西選擇了逃離。因為沒有任何技術，他只能在工程隊干雜工。董正西沒想到，這一干就干到了現在，由雜工熬成了有一定技術的大工。

　　如果能夠攬到活，董正西每天可以賺到50元。除了一日三餐，他不會亂花一分錢，小兒子在上學，而大兒子眼看到了娶媳婦的年齡，董正西不敢有絲毫懈怠。

　　2010年2月27日晚上8時多，紅泥溝一棟尚未竣工的二層小樓里，董華和其他11名工友擠睡在一起。最里面的套間里，有人在劃拳。董華閉了眼，靜靜地躺著。

　　房子里沒有取暖的火爐，董華穿著毛衣毛褲，把被子裹得緊緊的。他的頭發遮住了半邊臉，一縷一縷的，看起來很久沒有打理了。半年的打工生活，讓董華從外形上徹底丟掉了高中生的模樣。

　　這對來自康樂縣的父子，目前正在紅泥溝修建一條通往蘭州市區的道路。而在他們的老家景古鄉，如果去趟縣城，還要走大半天的山路。偏僻、閉塞，是董華對老家的印象。

　　董華渴望逃離農村，一如當年他的父親逃離阿干煤礦一樣。

　　到蘭州打工，他第一次工作就被別人誆了。有一次，一個中年人找他去粉刷房子，談好的價格是每平方米3元。可等到房子刷玩，中年男子借口現錢不夠，先付一半。董華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就答應了，可等到第二天去找中年男子時，卻是鐵將軍把門。直到現在，600多元欠款仍未要回來。

　　在南山的半山腰修路，董華第一次看見了夜晚的蘭州，但他從未真正走進過這座城市的中心區域。

　　這時候，董華想起了離校時老師對他說的一句話：“不讀書，你以后的路會很苦。”但董華不為自己的選擇后悔，“我希望將來能夠在這里有自己的一個家。”董華的下一步計劃是去學一門技術，比如廚師或者電焊工。

　　最新工作回到原點

　　2月22日，張彩麗沒有再去年前打工的飯館，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一家連鎖藥店的收銀員。巧合的是，張彩麗2005年初來蘭州時第一份工作就是藥店收銀員。“又回去了。”早班后，張彩麗在藥店附近吃快餐時對記者說。

　　“其實，飯館老板對我們這些服務員挺好的。”臘月二十八，最后一位客人離開后，老板娘安排廚師特意做了一桌飯，和所有服務員一起吃，算是年夜飯吧。讓張彩麗對老板娘增加好感的另一件事是，凡是抽煙的小伙子，每人給了兩盒10元的香煙。

　　張彩麗說：“離開飯館，主要是那里的工作時間太長了。”張彩麗今年計劃重拾書本，希望將來能夠擺脫低端服務行業。

　　過去的五年里，張彩麗總共換過七次工作，但每次都是在收銀員、飯館服務員、超市導購等低端服務行業里打轉轉，連她自己都開始懷疑出來打工是不是一個錯誤。如果不出來，25歲的張彩麗在靖遠老家或許已經結婚生子，但現在她連男朋友都沒有找到。

　　2005年高中畢業后，張彩麗開始在縣城一家超市打工，工資低，也見不上什么世面，她一直抱怨父母不讓她去大城市，父女倆一度陷入“冷戰”。張彩麗說：“主要原因是我哥在蘭州打工幾年，也沒有什么起色，3年前在建筑工地受了傷后，就在雁灘開了一間小童裝店維持生活。”

　　打工生活的諸多不確定性，讓張彩麗的父母不愿再看到女兒步兒子的后塵。

　　簡單培訓的困境

　　2008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讓勞務工們終于看清了形勢：經濟遭遇危機，破產企業增多，就業崗位減少，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些缺少技能、素質不高的打工者。

　　曾在東莞一制鞋廠做普工的張亞萍就是被裁隊伍中的一員。張亞萍三年前進了東莞一家鞋廠，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較低。金融危機來襲后，廠里的訂單一下子減少了，廠方無力支付200多位員工的工資，于是宣布裁員，打幫、針車、夾包等技術工人留下，其余的領完工資另覓出路。

　　技能就是本錢，沒有本錢的普通務工者，在就業市場上幾乎沒有話語權。“我們就是一顆普通的螺絲釘，把你擰下，不愁沒有人頂。”張亞萍說。

　　一個顯見的事實是，這些頻繁轉換工作的務工人員大多數沒有受過技能培訓。很多接受采訪的務工人員告訴記者，只身出來打工的很少，大多數是依托親戚老鄉，一帶一帶出來的。在南京一家電子廠打工的章萍萍就是在姐夫的幫助下出去的，進廠時，廠方只是進行了簡單的安全操作培訓，就由熟練工人帶著上了流水線。初中畢業的章萍萍說：“一個班下來就學會了。”

　　清水縣勞務辦書記黃天德說：“除非是勞務派遣的外出務工者，依靠家族幫帶出去的務工人員則很難組織培訓。”即便如此，“每年農民工返鄉休整期，勞務辦會組織外出務工人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短期培訓。”黃天德說，“哪個鄉鎮的外出務工人員多，培訓班就開到哪里。”

　　清水縣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縣，每年外出務工人員達到5.67萬人。

　　清水縣的這種簡單培訓模式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引導性培訓，主要是讓外出務工人員掌握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如何討薪維權；二是簡單技術培訓，主要針對家政服務以及建筑行業的瓦工、鋼筋工等培訓。黃天德說：“培訓的效果是明顯的。”他舉例說，以前如果去建筑工地打工，你要應聘鋼筋工，工頭會讓你干上一段時間才考慮是否要你，經過培訓后，市一級勞動保障部門就會發給你初級鋼筋工的技能證書，你開始上班的第一天就可以按照這個技術級別拿工錢了。

　　清水培訓模式的前景似乎誘人，但是如何說服外出務工人員參加培訓，是勞務辦最頭疼的事情。“一個尷尬的數字是，全縣參加培訓的外出務工人員的比例僅有10%。”黃天德說。這位長期從事勞務工作的基層官員認為，一些年齡較大的外出務工人員上有老、下有小，短暫的回家休整期主要干了家務活，他們沒時間也沒精力來參加培訓；還有些外出務工人員認為，找工作搶的是時間，春節后是企業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趕快出去找，再等一兩個月，人都招滿了，誰還要你？還有人對培訓的效果持質疑態度：“這種免費培訓，好多都是做樣子的，要學的話，邊干邊學不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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