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報》日報變周報 《勞動午報》重回機關報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李鳳桃/北京報道

　　“退潮之后，你才知道誰在裸泳。”巴菲特的這句話用在當前北京報業市場同樣合適。繼《市場報》停刊、《中華新聞報》倒閉之后，《競報》和《勞動午報》正式淡出北京綜合類日報市場，另謀生路。

　　“實際上，北京都市報市場已經形成了3早報2晚報的格局，下一步誰會死掉，得走著瞧。”北京某都市報社社長說。

　　從數十家到五家

　　10月16日，記者從北京晨報社得知，為壓縮成本，《競報》在退出日報市場后與晨報社在一起運作，共用一套編委，并對其中部分人員進行整合；而北京第一張都市午報《勞動午報》也不抵虧損，宣布退出都市報市場，重回北京市總工會機關報。

　　其實，都市報的調整從2007年就已開始。2007年11月27日，北京第一張娛樂為特色的都市報《北京娛樂信報》(下稱《信報》)改為地鐵報，同年《華夏時報》由日報改為了財經類周報。

　　“2001年始，房地產業和汽車業廣告的增長帶動了都市報繁榮，到2005年，廣告增長停止，新報紙還在出現，加上報紙的厚度增加和紙價上漲大大提高了成本，報紙收入的增長在逐年放緩。”《信報》社長畢昆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從2000年以后，都市報的數量走勢如同一條拋物線，2005年就是頂點。2000年，《北京娛樂信報》和《勞動午報》分別由《戲劇電影報》、《北京工人報》變身為都市報；2001年5月28日，北大文化和人民日報社共同投資創辦《京華時報》，一時間，北京市場上涌現了七八家都市報；2003年《新京報》誕生，2004年《競報》出爐，此時，北京市場上的都市報高度飽和，達數十家；而從2007年到2009年，北京報攤上經常能看到的都市報紙又只剩下5家左右。

　　“曾經都市報在整個報業市場上一枝獨秀，也有人說都市報是暴利，但從這幾年來看，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具體到北京市場來說，競爭是慘烈的，都市報洗牌剛剛開始。”新京報社社長戴自更對《中國經濟周刊》說。而畢昆認為，“2004年是最高峰，如果這之后還有人投資辦報紙，那就是有點看不清楚形勢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喻國明認為，北京市場存活五六張都市報紙沒有什么問題，關鍵是要有滿足不同需求的差異化定位。但實踐證明，北京原本差異化的報紙都慢慢走向了同質化。北京晨報社長劉順發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其實，北京幾大都市報在內容上都是差不多的，就目前北京日報集團內部，綜合類日報就有七八家，這就要求必須整合。”

　　自救或他救

　　作為都市報的一個代表，《競報》經歷了一個不斷自我救贖的過程。

　　5年前，帶著奧運朝陽產業的夢想，北京日報社、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北京青年報社聯合打造了共同投資7000多萬創辦《競報》，由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報社來負責報社后期的采編運營。

　　隨著《競報》的創刊，一批資深的媒體人被吸引而來，但報紙卻在經歷了一段奮發期后走向衰落，盈利困難，至2006年虧損已達幾千萬。在競報社工作了四年的一位員工告訴記者，在這幾年過程中，員工還是正常工作，但都清楚報社面臨的壓力很大，也有一些員工因為營業狀況不見好而逐漸離開。

　　為了不加大虧損，競報社決定引入外部戰略合作。2007年，七彩集團(下稱“七彩”)加入。在雙方的合作中，七彩經營廣告和發行，并承擔報社所有的印刷和發行成本，而報社的采編成本仍由原股東承擔。每年《競報》的采編成本約為2000萬人民幣。據知情人士透露，自2004年，原股東北京青年報社和上海文廣傳媒在首次投入后，再也沒有追加投資，《競報》此后的運作都由北京日報集團一手張羅。

　　七彩集團的加入改變了《競報》原有的發行格局，在原來的郵局零售征訂的基礎上增加了加油站渠道，免費向私家車主派發報紙。新的發行渠道帶來了報紙發行量的大大增長，2007年，報紙發行量由原來的8萬份增長到15萬份。在合作期間，七彩也投入了一筆不小的資金，但2007年，報社全年的廣告收入只有1000多萬，遠遠不及整個印刷和發行成本。

　　在與七彩合作前后，《競報》的發行的三次波折也給市場帶來一定影響。在與七彩合作之前，《競報》通過郵局在報攤點零售，合作后《競報》開始在加油站免費派發；后來又自辦發行。在三個環節過渡中，市場銜接不到位，不僅讓競報流失了一些客戶，也在市場中倍受尷尬。在經過加油站派發后，有些攤販甚至告訴前來買報紙的人，“這張報紙不辦了，買其他的報紙吧！”

　　2007年下半年，原任《信報》總編輯的劉順發被派往《競報》擔任社長。看到每年向北京日報集團要錢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劉順發開始考慮重新自辦經營。

　　2008年2月，北京競報社和七彩集團共同投資2000萬，成立了競報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競報社占51%股份。2008年，競報的廣告收入達70%的高增長，突破3000萬大關。雖然自辦經營的成效已經凸顯，但相對報社的接近6000萬的實際運營成本來說卻是望梅止渴，此時競報社已經無法正常運轉。

　　面臨巨額虧損，2009年5月，競報社總編輯謝星文向全體員工悲痛宣布，《競報》由日報變為周報，員工由原來的220人縮為50人。劉順發被調到《北京晨報》兼任社長，謝星文兼任《北京晨報》總編輯。2009年11月，《北京晨報》由大報改為四開小報，在此之后，兩報共用一個編委會，在一起辦公，后期美編、校對等人員還將進行整合，這將為北京日報集團節約一筆不小的資金和人力成本。

　　無獨有偶，《信報》的生存也有著類似的經歷。2001年，《信報》以一張娛樂為特色的都市報切入市場，據業內人士透露，當時北廣傳媒集團有著幾千萬元的入資，名譽社長姜昆也投入了300萬左右的資金來籌備網站。但原定于2005年盈利的目標并未實現。為了維持報社的運轉，北京日報集團接管《信報》。至2004年畢昆接手時，報社累計債務已達1.8億之多。2007年11月，《信報》轉型成為一張地鐵報。

　　據了解，目前《法制晚報》、《北京晨報》等都市報也都面臨虧損的壓力。

　　面對廣告份額的下降、市場的調整，報紙以主動和被動兩種姿態面對著市場的淘汰。作為第一家倒閉的中央級媒體，《中華新聞報》是首家主動申請自愿停刊的報紙。《新京報》社長戴自更認為，“現有體制下，市場的淘汰往往是以‘改革’和‘調整’的方式來實現的。主動退出也是市場的進步。”

　　勞動午報重新定位也意味著市場是無情的。勞動午報社社長王兆華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勞動午報重回機關報，這也是在經過一番探索和教訓之后做出的正確決定。”如同報社的一位負責人分析，作為機關報來講，依靠北京市總工會的資源和發行網絡，勞動午報會比很多報社的日子好過。

　　戴自更對記者坦言，“后期，還會有報刊死掉，即使我們誰都不希望死掉，也不希望別人死掉，但只有適應市場、贏得市場的才能生存。”

　　怎樣生存？

　　對于我國目前都市報的變局，喻國明對記者表示，“中國報業處于深度調整階段，在報紙洗牌過程中，報刊有生有死才是正常的。在新時期，報紙在發行大戰、廣告促銷等傳統競爭方面已經沒有太多硝煙，而更多的是內容、廣告走向新媒體，通過電視、網絡、移動電視、手機等新的形式來多重落地，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增值和回報。”

　　近年來，很多報紙都已經將目光轉向了網絡、手機新媒體。北青報社社長張延平就將數字媒體作為了未來戰略的重點，他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未來北青報社一方面會做大北青網，并和音樂制作網站、婚禮網站來合作推出新媒體；另一方面，也會與聯通等通信公司聯合，未來預計在數字新媒體上會有一兩億的投入。

　　京華時報社也推出了《京華手機報》，并在京華網固定時段播放新聞視頻《京華播報》，預計在未來幾年也將有上千萬的資金投入。

　　有業內人士認為，對于傳統媒體合作創辦的網站和手機報，由于內容來源的單一和投入有限，在規模和影響力上只能是報紙的錦上添花制作，其廣告收入一般也是作為報紙廣告的附贈，與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不可同日而語。京華時報社長吳海民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目前傳統媒體對于網絡、手機新媒體的盈利模式還在探索之中。

　　戴自更認為，隨著新媒體的崛起，短短幾年時間強勢的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地位已經發生了倒置，網絡如今成了報紙不可缺的發布渠道，報紙反而成了廉價的內容提供商。而“我們的記者采寫都是需要支付稿費的，有些外來稿件每篇甚至有上千的稿酬，而有些網站卻無償轉載報紙的內容，或是象征性的一年付給數萬元的費用，這是極不合理的。”他表示，國家應該給予傳統媒體更多的關注，相關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吳海民認為，當前傳統報紙特別是都市報紙仍然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對于網絡媒體，報紙掌握著原創新聞的采訪權和發布權。一張優質的、親民的都市報通過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滲透、互動，它與廣大市民建立的緊密聯系在較長時期里不會輕易改變。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