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為跟紐約、倫敦比肩的國際金融中心還有多長距離？

　　不擁有金融政策決定權是否是上海建設金融中心的一個主要障礙？

　　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崛起是否以香港的相對衰落為代價？

　　確定上海將于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是中國政府對金融危機、世界新格局的某種回應。但是“紐(約)倫(敦)(上)海”的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形成，并非指日可待。

　　《中國企業家》研究部的調研認為：

　　■ 上海未來10年將發展為全球金融市場中突出中國概念，但同時擁有大量

　　離岸金融業務的綜合性金融中心，輻射范圍自北亞起步；

　　■ 上海可以在與北京的金融決策中心分離的情況下建成金融中心；

　　■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競爭，但更多的將是一對分工互補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關系；

　　■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上海

　　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對有限。

　　上海新角色

　　未來十年，如果中國金融市場化提速，2020年上海將成為北亞最具優勢的國際金融中心

　　文 | 本刊研究部  關鑒

　　現實的發展超出了當初那些最有想像力人們的想像。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只是想建成一個中國國內的金融中心，并不敢奢望恢復上海遠東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地位。”尉文淵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如此表示。作為1990年成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任總經理，上海資本市場創建人之一，尉文淵見證了上海金融市場篳路藍縷的起點。“我們那時去拜訪全球各大交易所，人家只派公關小姐接待，因為搞不清楚這個上交所到底在哪里。”

　　但情況今非昔比，十幾年來上海金融實力呈幾何增長，2009年3月，國務院更通過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德勤企業咨詢主管合伙人施能自認為，此前上海建立金融中心主要是當地政府的提法，而現在則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中國前一階段的改革是各個區域分別發展，下一階段則會強調整合，利用金融手段將是一個主要的途徑。通常，發達國家當金融服務占到GDP的8%-10%，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占到GDP的2%-4%的時候，政府就必須啟動建設區域或國際金融中心，以推動GDP的增長。

　　本輪金融危機也是上海籌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催化劑，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5月在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上表示，剛剛舉行的G20峰會表明，世界上的問題特別是克服金融危機的問題，在過去傳統框架下解決問題的方法已經不夠了，應該有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來參與，但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是一個挑戰，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需要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波士頓咨詢(BCG)合伙人米嘉指出，中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中受到了鼓舞，提升了自信心。因為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國際上過去被認為是最佳金融實踐和好的監管體系被證明出現漏洞和差距，而中國過去十年所打造的嚴格的監管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國內的金融機構免受沖擊。奧巴馬政府解決金融機構壞賬學習了中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的做法，而沃頓商學院院長Thomas Robertson也承認中國商業銀行一方面國有，一方面又上市成為公眾公司的模式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同時，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也促使中國從目前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向更側重國內市場為主轉變，所以中國必須提高效率、強化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讓資金流向應該得到發展的領域和行業。

　　正是在這些背景下，中國確定了上海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但是，屆時上海將是何種程度的金融中心？不擁有金融政策決定權是否是上海建設金融中心的一個主要障礙？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崛起是否以香港的相對衰落為代價？上海建設金融中心最大短板是什么？

　　對上述問題，本刊研究部的調研認為，未來十年，如果中國金融市場化提速，2020年上海將成為北亞最具優勢的國際金融中心，具體而言：

　　▲上海未來將是全球金融市場中突出中國概念，但同時擁有大量離岸金融業務的綜合性金融中心，輻射范圍至少應包括北亞地區；

　　▲上海可以在與北京的金融決策中心分離的情況下建成金融中心；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競爭，但更多的將是一對分工互補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關系；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對有限；

　　▲上海不必選擇建立金融特區的方式以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

　　中國的，但不止中國的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需要有超越中國市場的輻射范圍，其中包括擁有國際性離岸金融業務

　　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一般看法最主要是憑借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強勢崛起，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而且將很快超越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但是過度強調中國經濟規模的支撐，有可能忽略上海金融中心國際化的一面，未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不僅是國際資本進出中國市場的通道，同樣應該具有對外輻射的功能，其中應該包括一定量的離岸金融業務(參見圖1)。

　　歷史上，國際金融中心有自發形成和政府推動兩種，自發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主要依賴所在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但即使這種情況下，國家經濟實力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完全劃等號，借助離岸金融的交易量和影響力，可以大大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

　　1980年代，日本經濟達到鼎盛，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巨額外貿順差并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但日本政府遲遲沒有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后來建立的離岸金融市場也嚴格限制本國居民參與，致使亞洲離岸金融交易很大一部分轉移到香港和新加坡，這影響到東京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一些排名中，東京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

　　從歷史傳統看，上海1930年代不僅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也是遠東的金融中心，擁有足夠的國際化程度和輻射能量，遠東地區外國公司的股票、債券可以在上海上市交易，非居民都能夠進行買賣。未來上海金融中心的國際化程度應該超越歷史所有的高度，假使大量外國公司將亞太總部從香港、新加坡和東京遷到上海，這些公司不僅需要通過上海進入中國市場，也需要以上海為基地開展國際業務。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更多地被用于國際貿易，將出現巨大的人民幣境外資產，上海理應獲得這一市場的主導權和定價權。

　　總之，上海金融中心應該依托中國市場，但不僅僅是中國的金融中心，而應有更大的輻射范圍。

　　上海不是北京、香港的冤家

　　缺少金融總部不是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礙，上海的崛起并不一定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為代價

　　不少人認為，在爭取中國金融中心的地位上，北京是上海最有力的競爭對手。相比上海，北京擁有更多的行政性資源，中國金融行業的決策機構“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所在地，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總部也全部位于北京。相比之下，上海只是具有比較完整的交易市場體系，缺失決策大腦將使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

　　但事實上，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其資源配置的功能，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應該依賴市場行為而非行政命令。市場配置資源的前提是充分的市場交易，上海目前已經是中國發育最完備的市場。同時，交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市場投機和市場波動。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并不適合建設大規模的交易市場。

　　米嘉指出，現代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達也使得金融機構總部和異地交易部門的溝通成本大大降低，決策中心不一定要在地理上和交易中心重合，幾家大型的歐洲銀行將資本市場業務的總部設在倫敦，但他們全行的總部卻在不同的城市，如法蘭克福或巴黎。匯豐總部位于英國，但匯豐依然是香港金融中心一支重要的力量。

　　另一方面，近幾年已經出現了決策中心將一部分總部職能遷往上海的動向。2005年央行成立了上海總部，未來不排除監管機構和大型國有金融機構繼續將部分總部職能移往上海，形成北京決策指揮總部和上海交易經營總部“雙總部”的格局。決策中心和交易中心的分離不會成為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礙。

　　再看看香港。上交所首任總裁尉文淵認為香港和上海的競爭關系在上海金融地位并不彰顯的1990年代就已經被關注，當時他們去香港訪問，經常有媒體問到未來香港和上海的關系會如何發展。在一些業務上比如大型國有企業上市地選擇上，上海確實曾經與香港有過競爭，但后來無意當中，上海和香港已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定位，未來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作為一個離岸金融中心而存在。

　　事實上，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管制環境，上海和香港的差異性并不會完全消失，在競爭的同時，兩者更多的會形成一種分工合作的關系，一些外資金融機構可能會將總部從香港移到上海，但它們并不會因此放棄在香港的原有業務。

　　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市場門戶的作用會隨著中國市場的更加開放而弱化，但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擁有完善的法律、金融環境，其特有的吸引力仍不可替代。還應該看到，中國和歐洲面積相當，未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歐洲市場規模能夠支撐倫敦、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等多個全球性金融中心，未來中國的市場規模也足以同時支持上海和香港等多個國際性金融中心。

　　先練“內功”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對有限

　　上海目前已經建成了初步的市場交易體系，云集了大批金融機構。上海已經有了籌資額曾創全球第一的股票市場，與倫敦密切聯動的期貨市場，試點中的外匯交易市場，但其全球影響力的確立有賴于資本賬戶的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

　　比如，上海證券市場如果真正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的證券交易市場之一，就必須有一批國際著名公司在上海上市，并采用人民幣計價，但前提是必須實現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但目前這兩者都沒有確定的時間表。

　　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速度完全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速度，而何時開放資本賬戶、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將由中國政府在國家戰略決策的層次上做出。在金融危機中，中國開始試行在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由于提出在2020年建成與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金融中心，有理由預期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將在未來十年漸進完成。

　　上述都是在國家決策的層面，而對上海當地政府而言，可以著力推動的應該在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上海在這方面已經有相當的成績，但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英國E/Yen咨詢公司承擔了倫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這一研究項目，該項目主管Mark Yeandle認為，在金融市場化取得真正進展之前，上海還不能挑戰倫敦、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國可以以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為契機，啟動第二波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并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作用，來自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米嘉對這一計劃表示歡迎。

　　如果未來十年，中國金融開放和市場化提速，上海將有把握實現2020年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預定目標，屆時雖然與倫敦和紐約還有距離，但很可能成為北亞地區最具優勢的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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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需要的“硬”功夫

　　波士頓咨詢合伙人米嘉總結，根據BCG的一項研究表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要具備幾個“硬”功夫：

　　第一，金融中心需要建立獨特的內在競爭優勢。這些優勢包括地緣政治形勢，如新加坡與其亞洲鄰國相比更為穩定，因此是金融機構首選的經營場所。另一種情況的競爭優勢是靠近處于劣勢的地區性市場。對上海而言，廣闊的國內市場潛力就是相對于其它金融中心巨大的競爭優勢。

　　第二，金融中心必須有幾個關鍵要素：1。建立開放的市場，提供具有深度和廣度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這方面上海還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補。2。必須建立明確、國際認可的現代化法律標準。這些標準不僅與金融投資等法規相關，還要與更為復雜的制度如公司治理相關，盡管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然而還無法與國際接軌。3。必需的基礎設施，如清算和結算系統。4。支持類服務也非常關鍵，包括高效的政府服務和其它基本服務，如簽證手續、交通和通訊等。上海這方面依然有簡化的空間，但交通和通訊設施已經接近世界其它許多現代化城市的水平。

　　第三，金融中心必須擁有良好的社會和生活方式，能夠吸引外來人才。在這一點上，上海多姿的生活方式已經讓城市充滿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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