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改革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5日 17:58 《中國金融》

　　歷史經驗表明，通往新秩序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徹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并非易事，實現改革的長遠目標任重道遠

　　魏革軍

　　倫敦G20峰會在一片歡呼聲中落下帷幕。與此前許多無果而終的會議相比，倫敦峰會的成果超出了人們的預期。會議沒有出現此前擔憂的冷場和喧囂場面，而融入了更多的聲音和利益，體現了多元與包容。在全球共同應對危機的關鍵時刻，與會各方都不愿節外生枝，而傾向于抱團取暖、向世界發出溫暖和積極的信號，以顯示和衷共濟、共度時艱的良好氛圍。

　　曲終人散之后，人們發現，倫敦金融峰會更像一場危機應對的政策協調會。會議所涉及的改革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比如擴大監管范圍和對IMF的增資。與此前30人改革小組涉及金融監管和金融穩定的內容相比，峰會增加了一些補充和訴求，但有關系統性體制轉變方面的內容幾乎沒有觸及。顯然，這樣的安排反映出眼下各國首腦最為關注的議題是危機的化解和應對。危機的蔓延，已經使各國國內問題叢生，恢復增長、增加就業成為重中之重，在改革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這并不難理解。畢竟，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改革涉及諸多復雜因素，關系世界經濟的長期穩定與發展，關系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也關系到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它決非是單純的金融經濟問題，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當前而言，集中于具有普遍共識的技術層面改革，容易形成共識，也是比較溫和、現實的選擇。從一定意義上講，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無疑是一場偉大與漫長的博弈。在這場博弈中，每個經濟體都試圖爭取更多的空間、籌碼和利益，但政治經濟相互依存性決定了角逐注定建立在常和博弈基礎之上，以帕累托改進的方式進行。

　　現存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上世紀40年代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后逐步形成的，已經運行了60多年。這一體系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目前仍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支柱。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和國際格局的調整，這一體系日益顯示出內在的制度缺陷，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從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過于依賴單一貨幣已引發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并使全世界為之付出了沉重代價。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現存體系無法解決權利與責任的對稱與平衡問題，致使主導貨幣以及由此衍生的金融產品缺乏有效的治理和監管；這一體系使世界經濟過于受制于主導貨幣，當美國經濟或美國金融市場出現較大問題時，美元也會相應發生較大波動，不僅儲備貨幣的使用國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發行國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價；這一體系還容易助長道德風險，導致儲備貨幣發行國各類主體過度透支信用。而這些恰恰是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高度依賴美元的缺陷以及金融過度自由化所引發的矛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愈加突出，并加劇了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單從貿易角度看，就能清楚看到其弊病。1995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規模不斷擴大，逆差占GDP之比由當年的1.5%上升到2008年的8%左右，美國不僅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逆差，對許多發達經濟體也存在逆差。這意味美國倚重于其貨幣優勢，大肆利用世界資源，逐步形成了世界供養美國的局面。正是借助于美元特殊的地位，美國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與資本流入，維系著經濟的運轉。

　　因此，從長遠看，國際貨幣儲備體系應當改革以硬化約束，否則，就很難避免危機的重演。在G20倫敦峰會之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國際貨幣改革的長遠目標，主張創造一種與主權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這種觀點是富有建設性和啟發性的。超主權貨幣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這一方案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即未來的國際金融改革要充分體現獨立性、多元性、平衡性和約束性，以減少現存制度安排的危害。它強調了制度約束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中的重要性，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應凌駕或游離于有效監督之外。但是，超主權貨幣主張的實現需要長期的努力。

　　歷史經驗表明，通往新秩序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徹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并非易事，實現改革的長遠目標任重道遠。當前需要在最薄弱、最急需的環節加強管理和改革。正如國家主席胡錦濤在G20峰會期間所指出的，應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推動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改革，推動國際金融秩序不斷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避免類似危機重演。這些原則反映了我國在國際金融改革問題上的基本哲學思想，反映了我國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換言之，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應全面反映和照顧各方關切和訴求，努力體現權利和責任的均衡，充分考慮金融市場的承受能力，并力求取得實質性的效果。

　　中國一直秉承務實和公正的立場，以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態度對待國際金融改革。我們從來不以鄰為壑、乘人之危，從來不推卸責任、轉嫁矛盾。我們既有未來構想與藍圖，又有切實可行的具體行動。在每次危機面前，我們始終以負責任的大國處理問題，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我們主張，加強對以美元為主的貨幣體系的監督，特別是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的經濟和金融方面的監督，將所有金融市場的參與者納入監管范圍，防止“監管套利”；開發并使用緩解順周期性的政策工具，鼓勵金融機構提高內部評級能力，調整對外部評級的依賴，適時調整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使用；進一步提高FSAP評估規劃的準確性和前瞻性，建立適應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特點的評估體系；支持國際清算制度和破產法律加快統一的進程，公平對待國內外投資者；共同警惕各種形式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支持基金組織本著權利與義務對等及加強能力建設的原則，以創新、務實的態度積極探討通過各種融資方式解決資金不足問題，以反映世界經濟力量對比變化，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這些主張充分體現了包容開放、公正務實風范，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

　　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改革，是適應復雜多變國際形勢的客觀需要。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盡快穩定金融市場，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加強政策溝通與協調，努力抑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國際金融體制涉及不同層面的改革，包括國際金融市場監管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國際政策協調與對話機制調整、國際儲備制度改革，等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其中最重要、最復雜、最敏感的內容。危機當頭，在最容易達成共識取得突破的環節進行改革是現實的選擇，也符合各方的利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世界經濟全面回暖之前，需要恰當把握改革的次序和時機，緊密圍繞恢復國際金融穩定而進行改革。對現行體制進行系統性的徹底改革，只能謀時而動，順勢而為，分步推動。G20峰會中許多改革措施都是圍繞危機應對進行的。比如，向IMF和世界銀行增資1.1萬億美元，為世界貿易融資2500億美元，嚴格管理對沖基金，等等。

　　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改革，是適應當前國際經濟格局的必然選擇，也符合中國的利益。美國是世界最大最有影響的經濟體，美元是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和結算計價貨幣，這種狀況在今后很長時期不會有根本改變。在強化約束與監管情況下，正確發揮美元的作用對于有效應對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的恢復和重建，便利國際流通和結算，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義。要看到，當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占世界GDP的近30%，占G7經濟總量的近50%，遠遠大于金轉四國經濟總量，任何一個國家都與其無法比擬。美國經濟軟實力更是無與倫比。我國雖然擁有高額外匯儲備，但并非我國經濟實力的完全體現，它的形成有諸多的復雜因素，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不足10%。中國金融市場深度和寬度與發達國家的水平還有較大差距，甚至不及很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同時，我國與美國雙邊貿易差額最大，形成了與美元的長期相互依賴關系，過快去美元化對金融市場會產生不利影響，也不符合我國的利益。因此，短期內，改革須考慮各方利益關切，逐步吸收更多國家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中國作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為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果斷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通過開展雙邊本幣互換為許多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提供流動性支持。危機以來，人民銀行先后與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等國家的中央銀行，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通過貨幣互換支持有需要的經濟體，維護了國際和區域經濟金融的穩定，同時，也有助于提振國際信心，共同應對危機。我國積極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為本地區的經濟金融穩定提供資金支持。積極推動10+3框架下外匯儲備庫的建設進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多邊開發機構的危機應對活動。

　　對中國來說，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設，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從亞洲金融危機到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我國之所以能夠有效克服危機影響并保持金融業穩步發展，就在于我們能夠審時度勢、未雨綢繆、適時改革。我國先后成功進行了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金融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充實金融資本，提高資產質量，為有效抵御風險奠定了良好基礎。但是，還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金融業發展中的諸多問題，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動地完善金融調控和監管，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市場的縱深發展，堅定不移地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作者系中國金融出版社總編輯、《中國金融》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