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瑜：當時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大多數人是高高興興走的。我們那代人帶有使命感和責任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像毛主席詩詞里說的：“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經歷那個年代的艱苦磨煉，這批人回城后成為社會的中堅，有許多人經過自學成為各領域的棟梁、各行業的精英，就是因為有那種觀念和志氣。那種觀念和志氣，就是在艱苦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那種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的頑強奮斗精神。這種精神只有在農村的艱苦環境中才能培養出來，在城市是培養不出來的。

　　中國商界：大批知青同時下鄉，對當時農民和農村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農民的心態是怎樣的？

　　何瑜：當時知青下鄉是不平衡的，不是說都去農村，我太太是去的農場，有的是去軍墾(生產建設兵團)。這些地方層次不同，軍墾也許條件更好一些，農場相對要差一些，我們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是最艱苦的，生活沒有保障。我在農村插隊從頭到尾共7年，從18歲到25歲，是人生最寶貴的一段時光。我最后是融入到農村了，當時做過生產隊長、政治隊長、專案組組長。現在一些文藝作品反映知青生活的，都與我們有一段距離。當時知青到農村時，農民是不歡迎的，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土地是有限的，我們去的時候，等于是說要分農民的資源和口糧。

　　我們那個村子不大，在公社里是最小的，去了十七個知青，每年要分農民的口糧。剛去的時候農村非常窮，最窮的時候一個工分是一毛七。感覺印像最深的是秋收后糧食上秤分的時候，農民的那種眼神和心情，包括分給我們知青的東西決不是最好的。我現在非常理解，我們等于是吃農民的飯，他們內心里并不是很歡迎。但這是政府的政策，一個縣分多少，一個村分多少，那都是上面批發下去的，你不能不接受。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在農村里經常發生一些知青與農民的沖突和矛盾。

　　中國商界：在那個城鄉差別巨大的年代里，從一個大城市突然來到一個陌生的鄉村環境里生活肯定非常不適應，也會遇到一些令人終身難忘的事。

　　王春生：我說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按東北的習慣，白雪皚皚的嚴冬季節是要在暖炕上叼著旱煙袋“貓冬”的。但在“文革”極左思潮還沒結束的年代，提出的口號是：“變冬閑為冬忙”。主要的工作就是白天把豬、馬、牛、羊凍成冰坨的排泄物用大鎬刨開，晚上由拖拉機拽著爬犁運到地里。當時我年僅15歲，居然懵懵懂懂的當上了一連之長。為了以身作則，我帶頭報名參加了夜間送糞的行列。

　　那是一個令我終身難忘的日子。那一天正好是臘月初八，滴水成冰，室外溫度攝式零下48度。在那伸手不見五指的寒夜，我帶領女排12人頂著凜冽的寒風前往離駐地一里開外的豬圈鏟糞裝爬犁。酷寒難捱，我看送糞的爬犁車還沒返回，便命令女排的姑娘們到豬產房去取暖等候命令。在那個冬季里為了保證豬崽的存活率，全分場最溫暖的地方就是豬產房。雖然騷臭氣沖天，但燒得熱氣騰騰。十幾個姑娘在我的一聲令下，高興地蜂擁擠進了那騷臭難忍但溫暖無比的“庇護所”。我一人則孤零零地留守在糞堆旁，等待拖拉機的返回。

　　天實在是太冷了，為了保持熱量，我拼命揮動大鎬雨點般地砸向冰糞坨。此時的東北大地千里冰封，萬籟俱寂的曠野中只聽到我的敲鎬聲。敲著敲著，我的第六感官突然感覺到了異常。我警覺地抬起頭來，看到遠方有一些小亮點。我暗自告誡自己“不會是狼吧”？我猛然想起分場老干部曾經提起過：狼群在冬天沒食吃時，會來襲擊牲畜。前兩天還吃了大隊的幾只雞。我定睛仔細觀察，只見小亮點越來越多，越來越近，真是狼，還是一群寒冬的餓狼！我的媽呀！我頓時渾身打了一個冷戰，頭發根都豎了起來。我不加思索地朝豬圈方向喊了起來：“快來人啊”！但是呼喊聲音還沒落，就早被呼嘯的寒風和空曠的大地吞噬得無影無蹤。這時我唯一可做就是：自衛！我抱起大鐵鎬，一個箭步跨上了僅3米高的糞堆頂部。此時，狼群逐漸向糞堆靠攏，二只、四只、六只？?好家伙足足有十幾只，每只狼的眼里都泛著綠光，在黑夜中一閃一閃的。它們就這樣看著我，我斜抱著鎬看著它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不管你們誰先上來，我今天和你們拼了。就在這短暫的僵持過程中，遠方的地平線上射來了一道光芒，那是拖拉機從地里送完糞返回的燈光。我的心中頓時升起了一絲希望。隨著拖拉機引擎轟鳴聲和燈光的由遠而近，狼的包圍圈也逐漸向遠方散去。當師傅下車來時，我早已像一灘稀泥倒在了糞堆上。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令我每每想來還會后怕，如果拖拉機晚回一分鐘，我的命也許早在40年前就交代在莽莽荒野中了。但也正是有了這與狼共舞的日子，使我此后40年的抗挫折能力和幸福感比一般人強。因為死亡都曾經經歷了，還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難呢？

　　中國商界：?40年過去了，那段經歷仍然在你們心里縈繞。現在回想起來，你們如何看待那段歷史？

　　何瑜：現在的輿論包括回來的知青，回憶都愿意回憶美好的，很少去分析負面的東西，國家的浪費、知青青春年華的浪費，對子孫后代的影響，沒有人去談及。我們公社知青40周年聚會，大家說了幾句話，回憶難忘時都說教育了我、鍛煉了我，可能很少說有責任和義務把自己40年的艱苦教育給下一代，告訴他們我們是怎么走過來的，這個國家是怎么走過來的。

　　王春生：今年3月份是我們下鄉40周年，我們這些知青戰友將會在上海有一個聚會，來紀念和回憶我們共同度過的難忘時光。40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看，許多知青回城后繼續不屈不饒地在自己的人生軌跡上努力奮斗，但終因各種欠缺而被歷史進步的車輪落得很遠。其中很少一部份知青回城后取得了成功，確也得益于在農村艱苦環境中的磨煉。

　　中國商界：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先富人士中悄然興起，他們為了遠離城市的喧囂和飽受污染的環境，到鄉下購地置房，自種有機蔬菜，享受田園生活。這被稱為“新上山下鄉”，談談你們的理解，與原來的上山下鄉相比，有何相似和不同之處？

　　何瑜：我理解新上山下鄉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應屆畢業生下鄉，一個是有錢有閑的人到鄉下去生活。這個在我身上也體現了，我在11年前就在懷柔水庫旁邊買了一畝地，北京剛富起來的演藝界人士在那做的時候我就開始做了。我選的地方非常好，離懷柔水庫也就100米，旁邊全是果園，處在懷柔水庫的一個半島的島尖上。一切似乎很好，但有一個令我非常頭痛的問題，就是說，有錢有閑的人到農村去，除非是開發商開發成片的居住項目，那相對沒有問題。如果是個人單槍匹馬去租地或買地，在那建莊園或別墅，你就會遇到很多麻煩，這與我們當年下鄉時遇到的問題相似，那就是農民也不是很歡迎。他有一種心理作用，改革開放了，你城市里人掙錢了，你到農村占地，你有錢你買，他沒錢，心理不平衡，所以他就給你找麻煩。當然如果你是帶著項目和資金下鄉的，農民的態度又另當別論。

　　王春生：“新上山下鄉”這個點你們選得很好，但要做出深度也不容易。我認為新、老上山下鄉有三個不一樣。一個來說，新的下鄉跟老的下鄉目的不一樣。那時候下鄉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現在是城鄉一體化，是改造舊農村，建設新農村，下去的人地位提高了。像這次我們去美國回來感受很深，洛杉磯周邊那塊有八十多個城市，你找不到哪是農村哪是城市，就是我們說的消除城鄉差別，人家已經做到了。

　　第二個是下鄉的心態不一樣，那時是沒有選擇的，工作沒有分配，老66、67、68屆全都下鄉去，現在我們有選擇了。

　　第三個來說是農民態度不一樣，農民當年是不歡迎的，中國人多地少，我都沒得吃，你來干什么？現在農民大都是歡迎的，年輕農民都進城了，剩下的是老弱病殘，地都空了，現在提城鄉一體化，出現了空檔，有知識、有文化、有頭腦的人到農村去把農副產品附加值提高，使愿意下鄉的人的價值得到提升，在那里可以開辟一個廣闊天地。

　　何瑜：城鄉、工農差別還是很大，新上山下鄉是一個好的開端。縮小差別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也許是一代、兩代、三代，現在才開始。

　　中國商界：我們為什么要做新上山下鄉？正是考慮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中國農村問題怎么去解決？現在人們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模式跟過去的那種政治運動完全不同了。這是一種自發的產業發展趨勢，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也蘊含了巨大的商機，中國未來最廣闊的市場在農村，這里可做的事情很多。現在正處在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進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先走一步，這些國家為什么對氣候問題那么關注呢？實際上是其民眾的知識文化程度已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可能發展中國家這種觀念還不是被普遍接受。中國經濟越發展，對生態環保的要求就越強烈，所以已經發展到這一程度，需要政府從政策上進行引導。

　　何瑜：“新上山下鄉”是一個新時代的變革開端，它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運動初始階段，推動這一運動的政府、企業家和學者，要把這個問題更全面、更深刻地想一下，這是不是一個國家城市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一部分？人的觀念的改變是非常難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過程，需要政府政策措施的推動。這里有一個重新教育農民的問題。原來讓有著新文化、新知識、新觀念的年輕人接受觀念落后、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民教育是一種倒退。當時的領袖可能是在階級斗爭的背景下出臺的政策，今天看來，不完全正確。實際來看，誰接受誰的教育？誰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科學技術、先進文化，那就要接受誰的教育。現在的新運動是教育農民的運動，讓其意識到這一點，這需要農民的配合。如果農民的觀念不轉變，光靠行政命令去做，長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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