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知青何瑜、王春生伉儷

　　文/趙發中

　　 一 段特殊歷史的回顧

　　41年前，毛澤東主席在1968年底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币宦暳钕轮�后，數百萬城鎮中學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奔赴農村和邊疆，開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遷徙既不是發端，也不是結束。實際上，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初，結束于70年代末，總共涉及到將近1800萬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大動蕩、大遷徙，以及后來的大返城，使得這一代人的經歷前所未有地復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節，相互之間的命運、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自我感覺和對現狀與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差別，使得這一代人除了曾經有過的一段共同的、難忘的經歷，以及回憶起這段經歷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點。也許，還可以從他們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歲月滄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勞的精神，關注現實、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對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對舊體制弊端的深刻認識，這些特征使他們在剛返城時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群體認同意識，并對改革開放天然地支持。

　　上山下鄉使知青成為社會人生經驗最豐富，從而精神世界也變得豐富的一代人。上山下鄉多少彌補了他們所受教育的不足。他們的偏執、狂熱是在那些最偏避的山村，在那些最貧窮、最沒有文化的農民中，逐漸冷卻下來的。他們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種嚴酷艱苦的環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糾正和改變。并不是說貧下中農比知青更革命、更文明，而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越是偏遠的山村，其遭受政治風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們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態。這是扭曲時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糾正方法。

　　許多知青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懷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心與熱情，為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而戰天斗地：改良品種、興修水利、搞農田基本建設、建小水電站，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和努力。在農村的艱苦鍛煉，也使知青這一代人培養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難與挫折的意志品質，為祖國和人民勇于獻身的奮斗精神。這一代知青在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已成為其人生所特有的寶貴財富。

　　知青到農村，帶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許多偏僻閉塞的農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響。知青們通過當鄉村教師、赤腳醫生和搞農業科學實驗傳播了科學知識，一些農村子弟在知青的幫助下完成了較好的基礎教育，并通過進一步的升學，走出了農村，進入了城市。

　　有知青經歷的社會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學術、文化、藝術界等。其中，身任高級官員的人物最為引人注目，因為早年的經歷和現在的地位形成強烈對比與反差。這些人從不諱言那一段經歷，因為這意味著擁有實際經驗、艱苦環境的鍛煉、與下層群眾的自然親和力等優秀素質。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構成目前知青群體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當這些人講述自己早年磨難和日后成功的關系時，他們的故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其實，許多人從商是出于偶然和無奈，投身于“文革”政治運動給他們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后遺癥，他們不甘寂寞但上進無門，幸好有了市場經濟，使他們得到發揮能量的機會。他們的行為有時會暴露自己的經歷，比如除了商業的計算，還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義；他們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隊的鄉親，慷慨地對仍然貧瘠的土地作不望回報的投資；有人熱心于張羅同學會，為昔日的同窗和戰友排憂解困。

　　如果說苦難可能轉化為精神財富，那么從上山下鄉經歷中正面獲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們在鄉下堅持學習，并把書本知識和生活體驗、社會觀察結合在一起。由于條件限制，他們基本上不能自學自然科學，他們的觀察只能面對社會生活，而不能在實驗室進行。當這些人后來獲得進入大學或者在社會上展現才華的機會時，發現自己的創作靈感和認識社會的洞察力來自過去痛苦的底層經歷。這些人在繪畫、作曲、電影導演、詩歌和小說創作，以及新聞和社會人文科學各個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是中國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科學的主導力量。他們的經歷和體驗，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度強烈地影響了社會價值氛圍的形成。

　 　一場特別對話的展開

　　何瑜是1968年底到山西忻州插隊的北京男知青，一直在農村待到1975年，恢復高考后考上山西大學，在山西大學碩士畢業后考到中國人民大學讀博士，目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史表組專家。王春生是1969年來到北大荒農場的上海女知青，1974年被提拔為農場副場長、團委書記，后來擔任黑河地委某部門的領導。1978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畢業，1985年到1994年在中央組織部和國家人事部工作。1995年不甘寂寞下海，目前擔任一家國際大型獵頭公司的總經理。兩人在讀研期間從相識、相知到相愛，最后結為夫妻。作為本刊社長的同學兼好友，聽說本刊將“新上山下鄉”作為2009年第4期的封面故事主題，非常高興，應社長之邀，夫婦倆在一個周六的下午接受了本刊獨家專訪，一場特別對話由此展開。

　　中國商界：每一個知青都有許多難忘的故事，故事從走向農村的那一刻就開始了，你們還能回憶起下鄉前后的情形和感受嗎？

　　何瑜：我15歲初中剛畢業就被要求下鄉，當時我是不愿去的。但如果我不去，我父母的日子就不會好過。我是孝子，不愿我父母再挨斗，就決定去了。我的戶口在1968年底就遷到山西了，因為生病，我是1969年元月去山西忻州的，我到那后在縣城住了幾天，然后只身走到村里頭。當時不認路，只是知道大方向，沿路問，在大雪天里，深一腳、淺一腳走到我插隊的那個村，第二天就去干活。

　　王春生：我記得是1969年3月從上海去北大荒。先坐的輪船，還是裝貨的，風很大，船晃得厲害，許多人吐得一塌糊涂。接著坐火車，5天5夜，火車下來后，坐蹦蹦車，“蹦”到農場。真冷啊，當時發了軍大衣，大家包的嚴嚴實實。到了連隊，進入宿舍，大通鋪，平均每人80公分寬，睡覺連翻身都困難。第一次干活是撿豆豉，我記得特清楚，撿完后我坐到隴埂上，我就想，哪個方向是朝南啊，媽呀，我什么時候再見到你啊，多么遙遠呀，感覺永遠回不了上海，心情很沮喪。再加上我們到的那個農場原來是勞改農場，是管勞改犯的，領導很兇，管我們跟管勞改犯似的。當時正趕上遭災，沒得吃，盡吃高粱茬子、窩窩頭，咽都咽不下去，一天三頓湯。當時有個順口溜：“早上喝湯迎朝陽，中午喝湯暖洋洋，晚上喝湯撈月亮”。后來我當了領導，親眼見到一些知青由于無法在艱苦的環境中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得了精神分裂癥、憂郁癥。

　　中國商界：幾千萬知識青年在領袖的一聲號召下奔赴農村和偏遠地區，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當時大多數青年的心態如何？他們身上有些怎樣的精神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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