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賬戶對外開放的同時一定要增強金融發展的自主性和風險防范意識，把對外開放與抵御風險結合起來，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要與國內市場的發育程度和政府的監管能力相匹配

　　馬君潞 穆蕾

　　資本賬戶開放，在經濟學界曾經被認為是一國躋身國際金融社會的先決條件，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為參與國際經濟而著重關注的經濟發展目標。但在近期美國次貸危機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情況下，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的角色，眾多的不確定性因素使得資本賬戶開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就我國而言，資本賬戶的開放是基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大背景下而實施的開放戰略。

　　資本賬戶自由化實踐及經驗啟示

　　在國際經濟學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實踐一直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論題，這主要是因為學術界在自由化的成本和收益問題上缺乏一個共識，盡管大多數人認為資本賬戶的自由化能夠促進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但往往也會在經濟危機時期使國家的金融體系受到巨大的沖擊，反而會促進金融危機的廣泛傳播和蔓延。由于近期國際金融形勢急轉直下，國際資本流動愈加頻繁，國際資金鏈條的循環也呈現出與以往很多不同的特點，資本的外逃和流向逆轉也對很多依靠外來資金發展經濟的國家造成了不利影響，這些現實情況導致了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人們詬病的對象，其原因就在于資本賬戶自由化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使人們產生了望而生畏的心理。然而，盡管資本賬戶自由化確實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有所影響，但絕不是主要的原因，正像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全球經濟危機一樣，致使很多國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興起了民粹主義的、不理性的反全球化浪潮。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的發展和規制能力的提高，經濟系統本身發展變遷的現實將削弱資本管制在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理由，相反，“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一項長期的政策目標”卻存在著相當的合理性，并可以作為進一步深入討論的基礎。

　　構建一套與資本賬戶自由化相適應的金融市場體系，可以在國家理想的金融市場框架內充分享受資本自由流動的長期利益，合理的制度設計對于潛在的資本流動逆轉和相應的金融沖擊無疑也是一個重要的緩沖媒介。當前，談及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自由化次序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的因素無疑成了一個舉足輕重的砝碼，不同開放次序的差異對于金融危機的抵御能力是迥然不同的。作為經濟系統中的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的開放并不存在一個嚴格的順序法則，單就資本賬戶自由化的策略也必須建立在對具體國情通盤考察的基礎之上，因而將不可避免地需要判斷、相機抉擇和富有靈活性的開放政策。

　　世界上資本賬戶自由化比較成功的國家的經驗無一例外地表明應采取適當的開放模式。英國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常賬戶自由化的基礎上，開始放松資本賬戶中長期資本項目的管制，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開始放松短期資本流動的限制，最終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化。日本于1980年開始資本賬戶自由化，其率先取消的是長期資本交易的限制，再謹慎地放開短期資本的交易，在80年代中后期才最終實現了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等在資本賬戶的開放過程中也同樣采取了漸進的模式，并且按照資本賬戶開放的基本規律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相比之下，資本賬戶自由化效果不理想的國家，大體上均采取的是激進式的開放模式，例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和烏拉圭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和順序安排上，就采取了激進的方式，在自由化的初期就完全開放了資本賬戶的所有項目，尤其是短期的資本項目，這導致了兩國較嚴重的金融危機，并且至今還沒有完全走出經濟蕭條的泥潭。

　　極端的情況下，在沒有經過本國金融體系自由化和經常賬戶開放的過渡期和適應期，甚至是在經常賬戶的自由化之前去開放資本賬戶，往往會扭曲國際收支賬戶進而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傳播創造條件。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印度尼西亞的資本賬戶開放就早于該國經常賬戶的開放，這實際上也成了亞洲金融危機能夠在該國蔓延的一大誘因。

　　資本賬戶自由化模式的定位

　　世界各國的資本賬戶自由化模式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效果。通常情況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依據其中短期資本賬戶和長期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及其順序安排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激進式(休克療法式)，另一種是漸進式。激進式資本賬戶開放模式是指資本賬戶開放在時間和順序方面無需緩沖期而直接實行全方位開放，即資本賬戶中長期資本與短期資本交易同時放松管制；漸進式資本賬戶的開放模式是指資本賬戶的開放需要逐漸展開，通常是先取消中長期資本賬戶交易的限制，然后放松對短期資本流動的限制，在時間上設置緩沖期，在順序上有主有次。

　　就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而言，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存在著一般意義上的開放順序，由于不同經濟實體發展路徑的趨向性和同質性，對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可以設計出一個寬泛的原則，在促進金融部門穩定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措施實施的條件下率先實現經常賬戶的開放，隨著經常賬戶的開放，維持全面的資本管制將越來越困難，從而使資本賬戶的管制必然屬于選擇性管制。同時，日益龐大的貿易規模和金融交易必然會造成資本管制體系中的漏洞，使得任何殘留的資本管制也將開始趨于無效。所以，現實的問題不是我國要不要實現資本賬戶的自由化，而是如何實現、多快實現資本賬戶的自由化。

　　從國際經驗看，在資本賬戶未完全開放的限度內，監管資本跨境流動是需要相當大的政策空間和較為成熟的管理經驗的。對此，國內學者已有高度統一的共識，認為我國資本賬戶自由化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為：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投資后證券投資；先長期投資后短期投資；先機構后個人；先債權類工具后股權類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工具；先發行市場后交易市場；先放開有真實背景的交易，后放開無真實背景的交易。鑒于若干國家的深刻教訓和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問題的復雜性，我國政府對于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的進程應該持有一個非常謹慎、漸進的態度，不可以像國際社會和市場預期的那么激進，更不可以按照國際游資預測的或鼓噪的軌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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