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這種不平衡的勞資關系，有了明顯改善。不過，似乎存在著諸多不合理成分：“比如說，節日加班要支付三倍的工資，而全世界最高也就是三倍；還有養老保險，重要的事實是員工不愿意參保。”

　　除了人力成本提高，黃發靜認為，新《勞動合同法》執行之后，企業完全喪失了自主權。“旺季我需要1000員工，而淡季我只需要500，現在要解除勞動關系必須是員工有問題，企業的手腳都綁了。”

　　“勞動密集型企業，哪個不加班加點的？一旦老板和員工的關系處理不好，員工把企業告了，企業就吃不了兜著走啦。”黃發靜說。他一再強調，自己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講出來，而“講問題的人是真正想執行的人”。

　　他的員工大都是老員工，很多人跟隨他10年以上，他們之間關系處得不錯，沒有發生員工狀告企業的事。但他聽說在別的企業，老板和員工的關系沒處理好，員工一紙訴狀將企業告了，最后企業受到了有關部門的懲處，還罰了一大筆錢。

　　這樣一來，似乎“企業成了弱勢，員工成了強勢”，“員工說走就走，連招呼都不打，造成的損失誰負責？”不少老板遭遇過員工不辭而別的尷尬。

　　“企業的日子本來就很難，一下子又有了這么大的壓力。萬一工廠倒閉，工人最終還是失業，這種連鎖反應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黃發靜不無擔憂地說。

　　黃發靜曾做過一個估算：一個中等規模的打火機廠，至少能吸納200名員工。溫州打火機企業從2007年的500家，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100家，這也就意味著，至少有8萬名工人不得不自謀出路。

　　“我建議新《勞動合同法》做部分修改。第一，立法定位要清楚，不要把《勞動合同法》定位在傾斜法的角度，既然是合同法，基本的要點是平等；第二，要妥善修改其中一些福利性的東西，過于高的福利還不現實。”

　　“保護企業家的利益和保護員工的利益同等重要。企業家的信心正在喪失。”他說。

　　只有時間能拯救他們？

　　“經濟不需要太‘秀’的話，因為搞不好就會垮的，但只要你努力，任何時候都有機遇。”

　　溫州曾經歷了一個從“假貨”到打造自主品牌的過程，這一過程頗為曲折，無論在國人眼中，還是在對外貿易“傾銷”與“反傾銷”的斗爭中。

　　黃發靜對2001年記憶深刻，就在這一年，歐盟擬訂了CR法規，這項法規旨在保障兒童使用打火機安全。法規規定，價格在2歐元或者2美元以下的打火機產品，要進入歐洲市場,就必須安裝一個防止兒童開啟的安全鎖。就在同年，黃發靜奔走疾呼，雖然CR法規最終暫緩實施，但黃發靜依然對中小企業創新能力的缺失以及國家對中小企業保護不完善而憤憤不平。

　　“國家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職業教育。”這是他的第一個不平，“我國目前有近兩億農民工，他們的技能素質非常低。整個產業大軍如此，怎么可能造出高端的產品？”現在國家對科教投入占GDP的2%，黃發靜希望能提高到和發達國家同等的水平——4%。

　　第二個不平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黃發靜說，當年因CR法案而為打火機企業呼吁的僅他一人，后來才引起重視。“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要加強力度，以前經常是，一個官司一打就是半年一年，即便最終打贏，但產品也沒有市場了。”

　　黃發靜預判2009年的經濟形勢會出現兩個結果，非此即彼。樂觀估計，如果政府應對措施到位，2009年下半年會好轉，由于很多企業關閉，競爭減弱，原材料價格也有所回落，所以如果企業能抓住機會，提升會很快；悲觀估計，如果國家政策不能抓住核心，而是把所有的問題一口氣推給經濟危機，那就只有時間能拯救他們了。

　　自2008年8月以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扶持中小企業，如出口退稅率的上調等。財政部明確提出，將從六方面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其中包括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實施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措施則是，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并在有條件的地區降低基本醫保和工傷保險費率。黃發靜說，這些都是積極的，但距離他的期望還有距離。

　　幾乎每個溫州商人最初的動力都來自于對脫貧致富的渴望，包括黃發靜。他有7個兄弟姐妹，吃飯的人多，家里很窮。上學的時候買不起書包，父親給他做了一個木頭書包，招來所有同學的嘲笑。

　　在現階段，他們則需要政府給予動力。“我2008年聽到了很多流行語，比如‘困難就是機遇’，但我覺得這個話不太對，經濟不需要太‘秀’的話，因為搞不好就會垮的，但只要你努力，任何時候都有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