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擴張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大事之一。部分原因是，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擴張速度與過去相比可謂是突飛猛進，海外觀察家甚至將其稱為中國海外企業的大躍進。

　　但國內的這方面數據非常不完整，不及時。10年前我曾經做過一個項目，研究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研究發現，中國官方所公布的企業海外投資方面的數據和實際差距太大。10年過去了，這方面統計的準確性并沒有多少改變。

　　事實上，我得到的數據還是比較官方的(商務部數據)。根據中國官方統計，到2007年為止，中國企業海外投資(FDI，不含金融資產)僅200億美元，而且還是多年累計的存量。這個數字和我在海外觀察的情況差距實在太大。

　　比如，中國在非洲有多項大手筆投資，諸如東南亞、緬甸、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等地，中國對當地的港口、道路和橋梁方面的投資也有不少。我咨詢過當地的官員和學者，每一筆投資都是幾億甚至十幾億美元的項目。如果再將中國從印度洋港口(比如緬甸)的跨國輸油管道投資計算在內，每一項都能達到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這表明，來自國內權威部門的所謂200億美元的數據非常不完備。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帶，除非是大型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才會上報，而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很多是不上報的。

　　在海外投資“大躍進”背景之下，中國企業呈現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特點。隨著近年來沿海地區生產成本的顯著提高，中國企業到海外發展的趨勢呈越來越明顯的態勢。這是推動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的第一個動力。

　　除了綜合生產成本(這是推動中國企業海外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外，推動中國企業海外發展的第二個因素是，一些從事能源和工業戰略性資源的巨型國有企業，希望滿足其在海外尋求資源的饑渴需求。

　　第三個動力，這也是我現在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那就是尋求產權轉型(OWNNERSHIPTITLE)。這三個動機涵蓋了大部分中國企業到海外發展的現狀。

　　我對中國企業到海外擴張持審慎的鼓勵態度，當然樂見其成。從在海外做的調研，以及我與中國國內企業界、傳媒界和分管相關事務的官員多次開會交談所獲得的信息來看，相當多的中國企業(大型和中小型企業都有)，它們在觀念和認識上，對海外經營有嚴重的認知上的欠缺、差距甚至是誤差。這種誤差不僅僅是知識性的，還有價值性和技能型的。

　　出現嚴重的認知上的誤差原因在于，這些企業在中國國內經營了相當一段時間，中國國內的大環境和小環境(大環境是整個國內，小環境是一縣一地區等等)，已經成為其根深蒂固的認知框架，這些企業在中國國內或許不一定算得上是頂尖的，但起碼也居于中上水平，他們在中國國內運作的經驗往往成為其海外經營在認知方面的負資產。

　　我做了個比喻，這就好象有的運動員原來是跳水的，他或許在跳水方面已經進入前三名，忽然有一天想轉到游泳。對運動員來說，跳水和游泳都是水上運動，但二者的差別是巨大的。也許你在跳水運動中可以進入前三名，但在游泳運動中可能不一定能取得這樣的成績。

　　中國無論是中小企業還是大型企業，向海外擴展時，一定要將外國經營的大環境和小環境和國內有所區別，在做出重大投資決策之前，要事先有認知上的準備。構成認知的幾個重要要素，這就是：懸在海外中國企業頭上的四把刀。如果中國企業在行動前對海外投資環境的認知有所準備和調整，那就未必會成為刀下的犧牲品。

　　第一把刀是，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競爭對手。在中國企業大舉投資海外之前，別國企業的國外投資在歷史上至少經歷了三波，這些企業無論是有形資產還是無形資產，都比中國大部分企業強。中國一些巨型國有企業，其有形資產規模當然在全世界都是巨大的。但我要特別要強調的是，應該將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分開，尤其是無形資產，包括企業管理經營的能力、經驗、人力資本素質、企業品牌、知識產權、技術、專利權和已經在海外的營銷網絡等，很值得中國企業重視。

　　從全球海外投資發展的歷史軌跡看，工業革命以來至少經歷了五波投資大潮。第一波是歐美老牌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在外國經營和投資的企業；第二波是白人圈以外唯一到海外投資的非白人國家——日本；第三波是當年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尤其是蘇聯，因為蘇聯是以社會主義方式實現工業化的第一個大國；第四波是亞洲新型工業化經濟，以四小龍為主，以及后來的四小虎。目前中國大陸企業的海外投資經營只能算第五波。

　　在中國企業走出去之前，蘇聯的海外經營模式已經失敗，如今俄羅斯希望重新在東南亞投資，不過剛開始起步。所以，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經營行為面臨三波強有力的對手，那就是歐美老牌工業化國家，日本以及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企業。

　　從時間上來看，歐美企業的海外經營投資行為差不多有了兩三百年的歷史，他們經驗豐富，做得非常成功。經過了激烈的市場淘汰，生存下來的企業不一定是最大的，但卻是最強的。

　　日本在二戰以前，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已經經過了強有力的拓展。二戰結束以后，隨著日本經濟的強大，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不斷對周邊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進行了強有力的滲透，還擴展到了北美、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歐洲。日本的投資動因與中國有很大的類似之處，比如資源缺乏。與中國相比，日本更早感受到了資源匱乏對成長的約束和拖累。

　　東南亞新興經濟體在海外的投資，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到現在也有差不多40年的歷史了。嚴格來說，中國大陸的對外投資是最近幾年才興起的，從21世紀的起點開始，才開始有了持續的擴張。

　　對中國來說，前三波對手在無形資產方面的優勢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得了的。當然，20世紀末期全球化浪潮的推進下，很多跨國企業很難說是屬于哪個國家的，但跨國企業依然是以歐美為主導，其次是日本，第三才是東南亞，數量很少。

　　第二把刀是，海外投資目的地的村社組織和村社網絡。我所說的村社組織和網絡，既包括家族與家族間、同姓之間，以及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的類似于農會的組織，也包括各種宗教組織、慈善組織，它們都是村社組織和網絡的構成部分。我們注意到，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和非洲投資的比較多，這兩個地方的村社組織和網絡延續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嚴重的、長時間的斷裂。盡管這些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比較落后，但社會組織和社會網絡在大部分地方都延續了很長時間，有非常強韌的組織和動員能力。

　　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是很少見的，因為中國大陸的村社組織在1949年后的歷次運動中基本上已經被連根拔除。而且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并不發育，無法替代原來的村社組織。比如在中國，農會、工會、商會都不獨立，所謂社會組織也被納入到政府的行政系統中。

　　現在的問題是，到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認識不到這一點，認為別人很落后，老百姓所受的正規教育程度不高，很容易擺平。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認識誤差。

　　我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兩年多以前，據一家英文媒體報道，中國某企業跟柬埔寨政府合作搞項目開發，地點選在偏僻的農村。我受云南的委托到柬埔寨了解情況，經過調查發現，該公司在圈地的時候大大超出了協議規定的界限，而且協議規定的開發范圍也沒有和當地村民很好地溝通，使當地村民怨言頗多。中國公司在開發過程中，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這對當地老百姓來說是極大的冒犯。這家中國公司不但砍伐樹木，還清理了居民的祖墳。這一事件立即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當地村民終于忍無可忍，進行了激烈的抗議，他們到中國公司所在地的周邊示威游行，還派代表去柬埔寨首都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進行抗議。

　　當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我馬上就意識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經營的方式和心態與在國內落后地區搞開放一模一樣：不尊重生態，不尊重本地老百姓的感情，以為只要把政府搞定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是搞定官員就搞定一切的認知模式。雖然柬埔寨還比較落后，但其村民組織和網絡還是很強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