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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雙寧：金融理論創新與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
金融理論創新與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訪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唐雙寧
本刊記者 林鐵鋼
記者：當前，隨著華爾街金融風暴的不斷演進，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從基礎經濟金融理論的角度反思金融政策和金融發展的路徑選擇問題。基于您長期的金融工作經驗和對經濟金融理論的研究，首先請您談談金融危機與西方的金融理論的關系。
唐雙寧：通過這次金融危機，這個問題是應該很好地反思一下。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的鼻祖是亞當•斯密，他的理論也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重要來源。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留給人們一個經典的詞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看不見的手”在18～19世紀確保了平民進入市場進行公平競爭的自由，曾經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繁榮，但任何事物走到頂點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一百多年后，“看不見的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出現了1929年的大蕭條。大蕭條造就了凱恩斯主義，于是有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即“看得見的手”。凱恩斯對挽救大蕭條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作出了極大的理論貢獻，他的“看得見的手”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否定或者說“揚棄”，這個理論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由“古典”走向“現代”，使自由資本主義轉化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具備了較強的自我調節能力和體制創新能力。
但如同一個自然人在年齡增長、生理成熟的同時也在積累著衰老一樣，資本主義在繁榮的同時也在積累著危機。上個世紀70年代后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難以為繼，西方經濟普遍遭遇“滯脹”不能自拔，這就又呼喚出了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義。弗里德曼理論是對凱恩斯理論的否定，是對亞當•斯密理論的否定之否定。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一切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弗里德曼的這句話當然是經過一系列論證后的濃縮，但事實上已被全世界片面理解。弗里德曼之后全球經濟理論界的主流開始轉向“自由”、“創新”，成為西方經濟與金融的主線，時間長達30余年。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以罕見的力度聯手干預市場，本身就是對這一理論的糾偏。
記者：您如何評價弗里德曼關于“一切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的觀點？
唐雙寧：我認為要全面地、辯證地認識“一切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這一論斷。首先，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但它不僅是貨幣總量現象，而且是貨幣結構現象，并且還是貨幣力度現象。“一粒石子放在頭上和砸在頭上，作用是不一樣的”。第二，通貨膨脹不僅是貨幣現象，還是經濟現象。我國前段時期物價上漲，除了貨幣問題以外，還有需求拉動、成本推動、外部輸入、實物短缺等因素的影響，這些都會造成物價的上漲。第三，通貨膨脹不僅是經濟現象，還是社會現象。我國前段時期總體講物資并不短缺，但由于心理的恐慌和緊張，造成一些商品物價的上漲，因此通貨膨脹又是一個社會現象，與心理作用有關。第四，通貨膨脹不僅是社會現象，還是一個自然現象。比如2008年年初由于雨雪冰凍災害造成我國南方部分地區交通阻斷，也導致一些產品價格的上漲。因此，弗里德曼的觀點有貢獻，也有缺陷。解決通貨膨脹既要依靠貨幣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
記者：您認為此次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唐雙寧：用馬克思的理論來看，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資本金融化、虛擬化及金融市場中投機、賭博和欺詐現象盛行的論述，對于解釋當前金融危機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發生異化與扭曲，就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就是說，虛擬資本無節制地背離實體經濟是危機爆發的根源所在，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高科技帶來的效益被少數人獲取是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
與市場經濟相比，計劃經濟在實踐當中被證明確實可以避免大波動，前蘇聯在70年時間里沒有出現大的波動，經濟發展比較平穩，但是最后到了負增長，效益低下，扼殺了社會積極性和動力。雖然計劃經濟可能避免了經濟波動，但是從效率來講確實存在致命缺陷。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有較高的效率，但它也有缺陷，需要逐步完善。凱恩斯提出要在市場經濟中加上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作為一個公共服務來提供經濟相對穩定的增長，來減少波動，這是大蕭條后的進步。究竟怎么來執行這種政策，怎么來進行調控，還需要不斷研究。本次危機暴露出來的真正問題與其說是市場缺位，不如說是西方國家的政府缺位。這次政府出現的一大缺陷就是疏于監管，削弱了宏觀調控的作用，忘記了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