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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銀行惡意欺詐導致中信泰富虧損
合約四大毒丸
黃明指出，導致中信泰富虧損的主要衍生產品是“含敲出障礙(Knock Out)期權及看跌期權的澳元/美元累計遠期合約”，以及更復雜的“含敲出障礙期權及看跌期權的歐元-澳元/美元雙外匯累計遠期合約”。中信泰富從這些合約中得到的，除了向上利潤有限、向下虧損要加倍無限以外，更可怕的是，一旦每月利潤超過一定額度，則交易對手可選擇取消合同，導致僅有的利潤也化為烏有。
張曉東認為，在同十幾家銀行簽訂的10多筆外匯交易中，正是中信泰富沒有識別出合約隱含的下述四大毒丸才釀成今日巨額損失的苦酒。
一是目標錯位。作為未來外匯需求的套保，其目標是鎖定購買澳元的成本，也就是最小化澳元波動的風險。但是其簽訂的這些Accumulator合約的目標函數卻是最大化利潤，對風險沒有任何約束。換言之，中信泰富的風險是完全敞開的。
二是量價錯配。據報道，中信泰富在7月的前三周內，簽訂10多份合約。當澳元兌美元的價格走勢對其有利時，最多需買36億，而當價格大幅下跌時，則需要購入最多90億澳元。而中信泰富的真實澳元需求只有30個億，這是量上的錯配。在價格上，中信泰富的選擇更是糟糕。7月份，美次貸危機發展成金融危機，并逐漸轉化為經濟危機。石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開始下跌。澳大利亞作為主要的鐵礦石、鋁礦石和銅礦石等資源出口國，其經濟必將受經濟衰退的沉重打擊。即使在當時看，澳元走軟的可能性也很大。而新西蘭的貨幣在今年5月就已經開始貶值了。
三是工具錯選。Accumulator不是用來套期保值的，而是一個投機產品。雖然企業需求各異，通常需要定制產品來滿足其特定需求。但是在定制產品過程中，企業自身發揮主導作用，而不應是被動的角色。另外，在很多情況下，通過對遠期、期貨、互換、期權等進行組合，也可以達到企業特定的套期保值需求，而不必通過Accumulator。
四是對手欺詐。這些國際銀行利用其定價優勢，惡意欺詐。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中信泰富最大盈利5150萬美元，但是因為定價能力不對等，簽訂合同時，中信泰富就已經虧了1億美元。
黃明強調，中信泰富簽訂的這類合約，在金融學上被稱為奇異衍生品，含有復雜的“敲出障礙期權”、“雙外匯選低期權”與“看跌期權”。這些產品，無論從定價到對沖機制上都很復雜，一般投資者根本不知道產品應如何估值，不知道如何計算與控制風險，因此很容易在高價買進同時，低估其潛在風險。而作為交易對手的投資銀行或商業銀行，擁有大量專業人才，對于衍生品的數學模型有多年研究，充分掌握估值與風險對沖技術。因此，交易雙方存在嚴重的知識與信息不對稱。單從定價角度考慮，與國際銀行做復雜衍生產品交易，就好像普通人與喬丹一對一進行籃球比賽。
中信泰富之殤
“應該說，中信泰富的確有對沖外匯價格波動的真實需求。一些媒體指責其參與外匯交易有失公道，盡管其方法和工具不是很妥當。”張曉東并不完全認同此前媒體報道對中信泰富的指責。
他認為，中國作為制造業出口大國，同時又是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也絕非小數目。面對價格的劇烈波動，國內企業存在巨大的套期保值需求。
但現實問題是，一方面國內企業巨大的套保需求得不到滿足，另一方面，國內券商的業務開展被牢牢束縛，衍生工具又經常被誤解為洪水猛獸，基本金融衍生工具遲遲推不出來，場外衍生品幾乎沒有。由于避險需求在國內無法得到滿足，迫使企業只能選擇與狼共舞：不少民營企業及境外注冊國企通過國際投行參與衍生品交易，一些境內國有企業被迫避開監管涉足場外衍生品交易。
“中信泰富等中國公司參與境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接連失利，彰顯中資企業在對沖風險、尋求金融支持過程中的無奈與尷尬。”張曉東不無感慨地向記者表示。
他強調，雖然受目前監管政策影響，國內券商幾乎無法開展衍生品業務，但并不表明國內券商缺乏相關專業人才。事實上，國內券商近年來儲備了大量衍生品投資人才，完全可以利用在衍生品研究上的優勢幫助中資企業做好套期保值。而中資企業做衍生品投資聘請國內券商做投資顧問，制定套期保值方案、優化建立風險控制流程在當前環境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首先，在國內券商幫助下，中資企業可以明確投資需求，制定合理的套保投資方案。其次，作為衍生品投資顧問，國內券商只收取咨詢費，沒有利益驅動。第三，國內券商受證監會等部門的嚴格監管，若與企業發生糾紛，很容易通過法律手段在國內把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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