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聯合的方式，實現一批董事長轉變為董事，或許是眾多浙江中小企業的出路。這其中政府可以對愿意主動聯合的企業推出優惠政策。”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楊軼清以慈溪家電業為例，闡述經濟主體必須減少的觀點。“現在慈溪的家電企業有一萬多家，大多數是小企業；如果減少到5000家，那無序競爭的情勢可能完全改觀。”

　　杭州市委副書記王金財的提法與專家不謀而合。他表示,現在應該研究小企業“安樂死”的課題，讓規模小、利潤薄、競爭力低的造紙、制筆、輕紡企業在這個生存艱難的時刻，能夠“安樂死”——由大企業兼并，然后政府出力扶優扶強這些大企業，提高其研發能力。這樣，經濟總量不會變小，同時又能提高其總體競爭力。

　　但政府如何判斷哪些企業具有可扶持的潛力？在寧波，市政府推出一個針對當地企業的新測評計劃，將根據企業的利稅回報、成長性、能耗、污染情況等諸多方面打分排名，名次高的就會相應獲得政府更多的資金、技術上的幫助。

　　慈溪市委書記洪嘉祥提出要進一步研究完善扶持政策。”洪嘉祥說，政府要研究“放什么水”、“怎么放”、“養什么魚”的問題，幫助企業在重大調整時期走出來、走上去。慈溪市著力對企業“高產田”、技改投入等加大獎勵力度，并減少地方性收費，部分給予財政返還,針對出口，自營出口1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自營出口產品應繳水利建設基金減征25%。

　　各種政策的可行性

　　確定了扶持的方向，通過什么方式去扶持，采用哪些措施去扶持效果會更好？政策支持是企業迫切需要的，但已經公布的扶持措施可行性又如何，仍然值得政府認真評估。

　　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建議，政府首先要適當調節稅賦以減輕企業負擔，其次是宏觀調控政策“調得靈活些，控得少一點”。“比如實施《勞動合同法》，不妨對原來著重保護工人權益的傾斜作必要修正，以切實兼顧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他補充道。

　　黃的說法代表了不少浙商的觀點。

　　關于減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近日表示，應該實施更為靈活的稅收政策,適當降低企業經營的稅收特別是受到緊縮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的稅收,同時著重把稅收優惠投向那些為內需而生產、積極推動技術進步的企業,以推動經濟轉型進程。也有專家提出，如果中央出臺減稅政策可能有難度，建議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返還等方式對企業進行補貼。

　　對于浙江出口型企業來說，退稅率提高和匯率穩定是它們最為關注的，這些無疑都是重大利好。

　　但《浙商》在采訪過程中發現，很多企業對退稅政策的回調的反應稍微平淡(詳見下文分析)。更多的制造型企業感慨，受影響最深的不是出口退稅，而是人民幣的連續升值。

　　而對甚有可能到來的信貸政策的調整，各方也有著不同的認識。

　　“放松信貸不易達成共識。更為重要的是，對于信貸這種稀缺資源，中小企業并不能充分地獲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政府難以確定信貸放松的好處能真正被中小企業獲得。

　　如果信貸無法松綁，則財政補貼便為企業所翹首以待。但一些信息表明，對于呼聲很高的財政補貼和勞動力成本問題，中央部門可能很難松動。在現在這種各國均需要國際市場緩解國內矛盾的時候，運用財政補貼無疑是給別國“反補貼”以口實。而勞動力成本問題，鑒于《勞動合同法》已經正式施行，勞動力成本很難產生松動，而且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對過去過低的勞動力成本的一種必要的糾偏。

　　對此，有觀點認為，以上這些政策方案對于緩解企業困境更多只是“治標”，根本性的解決辦法并不在于此，唯有產業升級才能擺脫低利潤的困境，拉動內需才能不被世界經濟波動所干擾。因此，政府所有推出的幫扶政策的立足點和落腳點都應該在促進產業升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