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的解釋是，如果工資的增加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速度，就會造成通貨膨脹。歐美國家的工會經常要求加薪，而主要的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經濟學家通常反對較高的加薪幅度，正是出于這一考慮。今年4月4日，正在斯洛文尼亞出席歐盟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非正式會議的歐元集團主席、盧森堡首相容克公開表示，歐盟工會組織要求加薪時，也應考慮通貨膨脹問題。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等其他官員也表示，加薪幅度不能高于勞動生產力提高幅度，否則就可能導致通脹加劇。

　　另一種解釋是，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工資收入的增加賦予了消費者更強的購買力，購買力膨脹會使總需求擴張，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有形成“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可能性。綜合供求兩側的影響，成本上升引致的供給萎縮，加之需求膨脹形成供求失衡，兩個方向上的合力可能造成“供求混合型”通脹。由此，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名義工資的上漲往往伴隨著更快的價格上漲，進而使得實際工資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下降。

　　此外，工資水平的提高，會擠出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勞動者，引起失業率的上升。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就業狀況不佳的時候，短期政策層面存在提高通脹率的傾向。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著名理論進一步告訴我們，失業-通脹的替代關系在預期的作用下可能會消失，結果是一條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線——通脹加劇而失業沒有得到緩解。這樣一來，提高職工工資非但沒有緩解通脹，反而加劇了價格總水平的持續上升。

　　實際上，將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界定為“結構性價格上漲”，背后是十分復雜的經濟變量及其交互作用。為了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穩步、適度地提高包括工資在內的城鄉居民收入，是客觀的要求。但是，通貨膨脹有其自身的形成機理，并不是靠提高工資就能徹底解決的。問題破解之道，應以理順居民收入和通貨膨脹背后的機制為抓手，一方面防止物價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工資正常增長的機制。所謂正常增長，即既要持續增長，又要與發展水平和經濟形勢相適應，還要使增長依托于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

　　臨時干預與長效機制

　　從短期來看，要按照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的基調做好宏觀調控工作，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強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緊缺商品的生產，加強市場監管，及時完善和落實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上漲對低收入群眾的補助辦法。

　　臨時性的價格干預政策，能夠在短期控制價格水平的非正常上漲，有利于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保持穩定。比如，2008年1月15日，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了《關于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的實施辦法》，決定對成品糧及糧食制品、食用植物油、豬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乳品、雞蛋、實行市場調節價的液化石油氣以及其他重要商品和服務實施臨時價格干預；同時要求各地根據當地情況也盡快出臺本地提價申報和調價備案的商品和服務目錄。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統一部署，自前述《實施辦法》公布十天內，就有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布了列入臨時價格干預的商品和企業目錄。這對年初冰雪災害導致的通脹加劇起到了緩解作用。

　　從長期看，應著力于建立長效機制，穩定價格總水平，促進城鄉居民增收。

　　在防范經濟過熱和全面通貨膨脹風險方面，要疏堵結合：一方面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沖流動性力度，嚴格執行貸款條件，控制中長期貸款增長，抑制不合理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大對“三農”、服務業、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節能環保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支持，提升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增加有效供給，保證市場供應和價格的基本穩定。

　　在促進居民增收、保障中低收入群體方面，需要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逐步提高兩個比重。到2007年末，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長率的局面已經持續了15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由“九五”末期的10.3%上升到“十一五”初期的18.4%；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出現了下降，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促進增收，要求我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為城鄉居民應對通脹提供宏觀保障。

　　二是穩步增加中低收入。我國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收入比重近年來出現了下降，低收入群體增收缺乏完善的、長效的制度保障，不利于應對通貨膨脹風險。一些中低收入群體通過互聯網公布自己的收入構成，反映了他們對自身收入的不滿。2008年應著力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并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此外，還應積極利用金融的發展，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拓寬中低收入者的增收渠道，全面應對價格上漲。

　　三是完善轉移支付機制。政府采取“多予”策略，給予低收入群體更多的保障，是以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為支撐的。在短期內能夠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但從中長期來看會加重財政的負擔，政府直接補貼水平的增長會越來越困難。從間接角度出發，將工作重點轉向建立健全相關機制，對低收入群體增收的保障將發揮長期效果。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為了到2020年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和“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需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在城鄉統籌基本醫療、基礎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基礎設施，是低收入群體增收和應對通貨膨脹風險的制度保障。

　　四是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改善就業環境、提高技能和維護權益，以及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當務之急。就業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社會保障是民安之策，前者是后兩者的“木之本，水之源”。只有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促進就業數量和質量的全面發展，才能為低收入群體構建起長效的增收保障機制，以形成持續的抗擊通脹能力。

　　(作者分別系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