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改革

　　問題在三年后才又有了新的眉目。

　　由于長嶼的羊毛衫行業實行了全國首創的“工資協調制度”，行業的工會主席陳福清成了明星。

　　“前幾天我才去臺州做了交流，昨天電視臺也來做了節目，周日到周一，我要做為代表參加浙江省總工會的大會。”如今的陳福清非常忙碌，匯報工作、基層調查、主持協商，還要接受新聞媒體五年來一波又一波的采訪。

　　2003年，借鑒“民主懇談會”的傳統，由政府部門、工會出面，召集勞資雙方坐下來協商工價。有著27年工會工作經歷的新河鎮總工會副主席陳福清，負責行業工價調查工作。

　　2003年初，陳福清開始“摸底”。

　　回憶起那段日子，陳福清一陣心酸，他總結了三個“難”：“臉難看，人難見，話難說。”“聽說是工會來調查工資的，不讓我進門，說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見到老板了，我問，你們的工價怎樣？人家老板根本不搭理我。”

　　這樣的尷尬持續了近半個月，陳福清將工作情況向新河鎮鎮政府匯報。在鎮政府的組織下，長嶼羊毛衫行業的主要企業負責人被召集到鎮政府開會。“沒有政府的支持，這個事情還是辦不成的。”

　　有了政府的支持，企業主的態度大為改觀，對陳福清的調查也配合了許多。

　　“羊毛衫行業中5大工種59道工序，每個企業的工價都不一樣，比如說加工一個片，有的8.5元，有的9.5元，工價視企業效益而定，很不穩定。我們列了一個表，各個工種、工序一一排開，下車間，找工人，你希望是多少工價，9元？9.5元？”一個月的時間，陳福清收集了一千多個工人的意見，并形成了一個意向價格。

　　雖然經常一個人加班到凌晨，但50多歲的陳福清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價值被肯定。

　　隨著工會與企業主達成一致，2003年6月13日，“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懇談會”在新河鎮召開，13位職工代表和8位企業老板，開始坐下來，面對面談怎樣確定各個工序統一的、合理的工價。

　　三上三下的談判

　　來自湖南的陳緒鳳成為了工人代表。

　　同其他幾家上規模的企業選出的職工代表一樣，他們都符合代表要求：一、是外來務工人員；二、有兩年以上工齡的熟練工；三、文化素質和表達能力相對較高，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愿。

　　陳緒鳳性格潑辣，雖然對面坐的就是自己的老板，但“關系到自己的利益，我該說就要說”。

　　談判中最常見的場景是這樣的：

　　工人代表：“橫機工是制羊毛衫的第一道工序，要求高、費體力，工價低了，我們認為應該提高到每件10.5元。”

　　行業協會代表：“最近原材料都在上漲，這個工種每件9.35元已經很合理了。” 企業主態度強硬。

　　行業工會代表：“根據工會調查，大部分工人都反映工價是低了，希望企業給予合理提價。”

　　第一輪談判之后，各方回去緊急磋商。

　　緊接著，第二輪談判開始，工人代表將這一工價標準降為每件10.2元，協會代表則升至每件9.8元，雙方要求更加接近。

　　隨后，第三輪談判開始，在行業工會協調下，雙方達成了折中方案，都接受了每件10元的工價標準。

　　“每次談判，工資價格都會有3%到5%的上升，工人們比較滿意。”溫嶺市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陳奕敏說。談不攏怎么辦？“這時政府出面做和解工作，召集雙方協商，兩邊做工作。總會達成一致。”

　　“2003年第一次商議工資，13位職工代表、8位企業老板代表，發放征求意見表500余份，來來去去談判了10多個回合。現在一般‘三上三下’，大家就形成統一意見了。”陳福清摩梭著手里的協議書回憶到。

　　“三上三下”后，7月底勞資雙方意見基本達成一致。

　　2003年8月8日下午，陳福清與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工價)集體協商協議書》上簽字。

　　陳福清代表一萬多名工人，王新法代表113家企業。

　　除每道工序的最低工價外，協議還規定員工8小時勞動所得不低于27元，每月最低工資不低于800元，工資必須在“當月產量結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發放”，如有困難可與工會協商適當推遲。按月發放工資的條款在職工強烈要求下加上，簽約儀式卻幾乎因此流產，“幾個老板堅決不同意，做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工作才同意簽字。”

　　2003年8月9日，就在“工資協議”簽訂后的第二天，長嶼羊毛衫行業工會成立。

　　這是我國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的行業工會。行業工會委員會由9人組成，除鎮工會副主席陳福清兼任主席外，其余八位委員，都由十幾家較大規模企業的一線工人選出。

　　幾家歡樂幾家愁

　　工價表很快在鎮里公告貼出，工人們都知道工資談判的事情，聽說又要漲工資，高興得跳了起來。

　　“現在我每做一件活是多少錢，我一天能掙多少錢，心里清清楚楚，如今不僅不擔心老板克扣工錢，我們還漲了工資，比那些在廣州打工的同鄉高多了。”按照新工價，陳緒鳳如今的月收入已達2300元。而幾年前她的月工資只有800余元。

　　讓行業工會代表工人，行業協會代表企業，雙方根據一定標準進行協商，最后簽訂協議書，以合同的形式把議定的工資固定下來，這種做法使得新河鎮的用工秩序得到了根本轉變。溫嶺羊毛衫行業勞資糾紛逐年減少，也有效避免了“民工荒”。

　　根據溫嶺市總工會的統計：2003年8月“工資協商”后，長嶼羊毛衫行業因勞資糾紛上訪僅有2次，共17人；2004年至2005年為1次，3人；2006年至今為零投訴。

　　工資漲了，工人們掩飾不住地高興，而老板們卻又添了新的憂慮……

　　據新河鎮的調查顯示：幾乎沒有企業低于行業工資的標準，反而大部分企業的工資要高出5%~10%。這是為什么？

　　對此，王新法有自己的看法，“老板們當然要受協議約束了，否則招不到工人。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都按照協議做了，工人們還是想罷工就罷工、想跳槽就跳槽。都去盯著老板管了，工人誰來管呢？”

　　由于經“工資談判”簽訂的《行業工價標準協議書》經過企業職代會審議通過后，要報市勞動人事局備案，作為企業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的附件。這意味著協議書與勞動合同的效力是同等的。相關企業的工人工資不能低于協商標準，工資協商機制一般每隔半年啟動一次，根據行業的發展變化修訂工價，而這個變動幾乎都是只漲不跌。

　　“工人們不理解老板。長嶼的羊毛衫企業給員工開的工資現在都在1000元以上了，我們覺得這個工價已經很高了。可是員工們還會不斷討價還價，每到生產旺季就要抬高工價，這讓我們心里永遠沒底。員工們說他們掙的都是血汗錢，可是他們不理解，企業主要付出腦力和心血，也是在掙血汗錢呀！他們工資低了有人管，那我們企業賠了，誰來管呢？”雖然感受到工資協調制度給整個行業用工環境帶來的穩定，但王新法仍然憂心忡忡。

　　比王新法更著急的是那些小的羊毛衫加工企業主，“我們的產品質量差一些，利潤也低一些，現在要求每一道工序的基準價不得低于11塊錢，我們根本就沒得賺。如果簽了，淡季怎么辦？”

　　小的企業主不愿意簽，也不敢簽，生存的緊迫讓他們感到了莫大的無奈與壓力。

　　至今，企業主們仍沒找到緩解這種“生存壓力”的辦法。有意思的是，長嶼的羊毛衫行業整體卻比過去更興旺了。

　　溫總理的批示

　　長嶼的工資協調已經悄然進行了5年，隨著《勞動合同法》對勞資關系的廣泛關注，陳福清一夜之間，再次成為了明星。

　　2007年11月26日，這對58歲的陳福清來說，是個倍感榮耀的日子。

　　雖然只看到溫總理批示文件的打印稿，陳福清仍激動不已。他一字不落地背誦著總理的批示，高興地對記者比劃：“如果能找到原文件或者原文的復印件也好，把它用鏡框裱起來，掛在墻上，那多有意義啊。”

　　由于新河鎮長嶼羊毛衫行業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2007年11月16日，溫嶺市政府辦公室向浙江省政府辦公廳上報了《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構建和諧勞資關系的主要做法》的信息，經過層層上報，引起了溫總理的重視。

　　2007年11月26日，溫總理作出重要批示：“溫嶺的做法可以總結推廣。”

　　此后，2008年3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溫嶺市召開現場會，推廣工資集體協商經驗。計劃用3年時間使全省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達到70%以上，國有集體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達到100%。

　　而前不久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全國工商聯提請全國人大從制度上確立在協調勞動關系中引入三方協商機制。同時，正在起草中的《工資條例》也將用法律形式，明確工資增長要實行勞資雙方工資集體協商。

　　也許，2003年浙江長嶼那次民間自發的工資協商機制的形成，與當年安徽小崗村農民自發將土地“包產到戶”，有著相似的意義。或許，溫嶺的做法在不久的將來，將在全國范圍內被復制和學習。

　　采訪結束臨走時，陳福清從包里拿出一疊長嶼羊毛衫行業從2003年到2007年的所有工價表以及協議書，要復印給記者，他端詳著這些文件，就像在看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

　　同這個浙東南小鎮的打工者一樣，被大部分人視為弱勢群體的工人們，他們更愿意以己之力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非上訪、罷工……長嶼的行業工資談判，促成了勞資雙方“公開表達”的可能，雖只是開始，但已向我們展示出一條未來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