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去年以來，政府方面主要運用的是存款準備金、加息和信貸調控等貨幣政策來“孤軍奮戰”調控宏觀經濟，因此對調控當前財政稅收等其他政策的呼聲也很高，比如取消利息稅，甚至是給居民發放“紅利”等以緩解負利率的局面。

　　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當前對策上形成的另一個共識就是“控制預期”。監管層的一位資深研究人士在論壇間隙期間告訴記者，當前緊縮的政策仍須執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投資者和廣大居民能夠改變對通貨膨脹的心里預期，那么整個局面就很容易改變。“其實CPI每個月具體的增長數據并不是最關鍵的，但如果居民能從數據中降低對CPI的心里預期，物價上漲的問題就很容易解決。”

　　該人士表示，由于去年下半年開始，CPI增長的幅度開始加大，因此估計5月份以后，CPI同比的增幅就會下降，局面就會比較樂觀。不過左可在參加完兩天的會議后，仍然告訴記者，他對宏觀經濟的擔憂仍未消除，“不確定性很大，政府方面能否掌控局面以及經濟下行風險仍然是我們關注的”。

　　值得一提的是，5月13日，一位信托公司的研究員告訴記者，事實上美國因素在當前國內的物價上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美元貶值，國際糧價油價的價格才會大幅攀升，并且影響我國形成輸入型的通脹，“因此下半年國內物價上漲局面能否控制住，某種程度上還維系在美元因素上”。

　　夏斌：當前是結構性上漲

　　物價上漲從目前的數字情況來看，是海外輸入的因素和國內暫時的供給因素造成的。中央的判斷很正確，主要是怎樣落實的問題。這個判斷就是目前的統計支撐還是結構性的上漲，食品因素占了90%。

　　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防止局面轉為全面的上漲，因為由于投資需求的原因，上游的價格還在傳遞，礦石的價格在漲、購買力指數也在漲，如果需求控制不住，自然就會上漲。另外，海外輸入因素中是否有我們輸出去的因素影響，這些都需要考慮。

　　史蒂芬·羅奇的觀點啟發了我，就是我們除了關心核心的物價上漲外，還要關注非核心的價格，從而來整體決定貨幣政策，但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看到羅奇是處在美國經濟的調整過程中，而中國還處在全球化的紅利階段，兩國環境是有差異的。

　　總體來說，在這輪既要防止物價上漲、經濟過熱，又要防止經濟下滑的調控過程中，關鍵是要處理好三方面的關系，分別是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等。

　　余永定：通脹是需求過多造成的

　　中國現在毫無疑問面臨一場嚴峻考驗，就是通貨膨脹的考驗。通貨膨脹在中國是由于需求過多造成的，中國GDP增長率現在是11.9%，考慮到地方政府低報的可能性，我認為可能超過了12%，現在可能更高。一些潛在的增長速度，我認為絕對到達不了12%以上，現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潛在的增長速度，所以發生通貨膨脹是必然的。

　　在判斷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在通貨膨脹這樣一個前提下，毫無疑問地我們要采取緊縮性政策。盡管由于執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由于美國現在出現了經濟的衰退，或者說蕭條，當然蕭條也談不上，我們中國經濟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受到比較大的影響，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此放棄緊縮貨幣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否則再過一兩年情況就可能會失去控制。

　　近期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一路走高，這對國內抑制CPI增長造成不利因素，中國應采取靈活性的貨幣政策應對，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這個基本方向不應變化。美聯儲近期降息措施，同樣不能影響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讓匯率更具靈活性，同時加緊資本監管，這樣才能保證獨立的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