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第十四條第六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

　　這就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對“機動車”沒有明確界定，容易造成對這一方面工傷事故享受待遇的標準差別。

　　第二，僅限定了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情況，排除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傷害事故，諸如船舶和飛機等，這樣顯失公平。

　　還有，《條例》規定：

　　第十七條第二款：用人單位未按前款規定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工傷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工會組織在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1年內，可以直接向用人單位所在地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

　　該規定對申請時間規定得太短太死。在現實社會中，因為時間太短無法被認定，致使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護。

　　我認為，首先應當延長申請時限，其次要引入法定時效中斷、中止制度，這樣，才能更有效地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事實上，我認為應當對認定為工傷的情形做出更詳盡的規定，增強可操作性。比如，與《職業病防治法》、《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協調起來，把“過勞死”列入到職業病的范疇之內，讓那些承擔高負荷的勞動者也能享受到同等待遇。此外，明確工傷保險受理時限也是修改的重點。

　　條例能否升級為法律

　　《中國經濟周刊》：除了上述問題，您認為還有哪些問題應該成為《條例》修訂的重點？

　　梁智：我認為《條例》還存在著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工傷和職業病人員康復制度的構建問題。

　　從人道主義角度看，那些遭受工傷或者職業病的人們，受到侵害的不僅僅是軀體，還可能是精神層面的傷害。而且，往往由于一個因工傷而落下殘疾的成員，會把整個家庭都拖進了長期的，甚至永遠無法恢復的經濟困境當中。

　　換言之，從表面上看，工傷事故擊垮的是一個人，但實質上，很可能會把他所供養的家庭都一齊拖進了痛苦的泥塘而難以脫身。

　　政府應該通過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建立起一種工傷、職業病康復救濟制度，使這些人恢復健康，返回到工作崗位，幫助這些傷者和家庭撫平傷口，回歸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之中。

　　對于這樣重大的制度缺失，對于這樣一個特殊群體，政府應該高度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這不是幾條或者幾十條建議就能完全表達的。

　　我個人認為，我們不僅要通過修改《工傷保險條例》來進行制度構建，甚至應該上升到出臺相關法律來加以保障，才能完成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

　　《中國經濟周刊》：您和一些學者向全國人大建議，應該盡快制定并出臺《工傷保險法》，這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梁智：從法律位階上看，《工傷保險條例》只不過是一個行政法規，其約束力和執行力遠不及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國家法律。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修改一個行政法規，還不如直接由全國人大進行立法。

　　我們正在緊鑼密鼓地修改和制定《社會保險法》。我們常形象地比喻，社會保障法律是整個社會的一個穩壓器，而工傷保險又是社會保險體系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最終我建議：由《社會保險法》作為基本法，構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制定《工傷保險法》作為特別法，專門對工傷保險相關事務進行規制。

　　通過建立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體系，來達到分散風險，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保護勞動者、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實現我們國家長足發展必備的基礎——社會和諧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