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前首富張茵建議對富人減稅的提案，夏業良也表示支持。“現在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是45%，美國不過35%，”夏業良指出，“中國人的財富積累有過歷史性的中斷，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93年以后才開始重新積累，現在的新興富豪大多是通過正常的市場競爭與合法渠道獲得財富的，大家不能把對腐敗特權和違法致富人群的憎惡，轉嫁到這些合法致富者的身上。”

　　他認為如果對富人實行合理的稅收，一來能減少他們逃稅、轉移資產的行為，二來對廣大的中產階層也是一種激勵和示范。而一個社會富人多了，中產階層成為社會主體，形成以此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一件好事，能更好地催生公民社會，對政府形成有效監督。

　　但減稅方案顯然沒有惠及低收入群體。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當前中國收入差距仍然過大，以提高個稅起征點為例，無論農民還是城市低收入居民都享受不到這項政策的好處，過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更無助于縮小貧富差距。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健全，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也有諸多缺陷，”他說，“特別是農村公共服務不足，城市中有許多居民沒有被社保體系所覆蓋，‘因病致貧’之類的情況還相當普遍。財政收入多了，應該首先考慮弱勢群體，改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民富國強：長效的財政體制才是治本之策

　　王小魯表示，近幾年政府明顯加大了民生領域的投入，但很多投入還是“一事一議”，缺乏長效機制做保障。財政收入增長后，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這筆錢如何花，同時還需要在體制和機制上保障政府職能從“投資、建設、審批、收費”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轉變。

　　他認為，這就要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明確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和相應的財權，政府的財政收支結構需要重新調整，保證各級政府擁有正常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合理財力。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承耀表示，事實上，無論是全民發“紅包”，還是減稅、補足社會保障體系，政府都大有可為，都可以進行多方面探索，但一切的核心是，政府的執政思路必須及時改變。

　　“說白了就是究竟該藏富于民還是藏富于國？財政政策究竟是少數人手里的權力游戲，還是惠民的社會穩壓器？”張說，“對這些根本問題的深入思考，也許才是對財政收入跨越5萬億元門檻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