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私營經濟在完全中斷了近30年之后，重新發展起來，并逐漸壯大和興盛，這是改革開放30年來具有標志意義的成就之一。

　　私營經濟的發展和貢獻，標志著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帶著漸進改革的烙印成長起來的私營經濟，也折射了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關系”。

　　現在回顧私營經濟發展的歷史，有很多細節是讓人感慨的。舉例來說，1981年5月，《人民日報》選擇廣東個體戶陳志雄雇工5人承包魚塘引起爭議一事發表文章，并組織了三個月的專欄討論。討論中，多數意見傾向于認為，陳的雇工行為不算剝削，是“多勞多得”。而有人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依據，雇工8人以上算剝削，必須禁止。于是在對待個體戶雇工問題上，形成所謂“七上八下”的“非正式共識”。

　　類似事情在上個世紀80年代比比皆是，從今天普通人的常識來看，近乎可笑了。但這其實提醒我們，當年的經濟改革，是從一個什么樣的起點上開始的。雇了7個人還是8個人？這在當時就是陳志雄們的生死存亡問題，是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問題。

　　1988年4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重新確立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法律的改變，觀念的改變，管理的改變，推動私營經濟的發展進入新階段。

　　反過來，私營經濟的壯大，也改變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整體面貌與格局。今天我們談經濟發展、產權物權乃至社會新階層等等，都和私營經濟有關。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許不應回避。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模式，在“政治-經濟關系”上留下了什么樣的烙印？或者說，從這樣的歷程中成長起來的私營經濟，它的“性格”是什么？

　　上個世紀80年代，私營業主們普遍有“紅帽子”情結，即為了保證自己經營安全，而尋求掛靠在國企或集體企業之下。但是一旦發生財產糾紛，“紅帽子”本身就是風險。從根本上說，“紅帽子”情結是一種體制病。

　　所謂漸進式改革，在私營經濟的問題上，意味著先不碰產權，但是開放財富追求的空間。而政府內部改革與倒退的激烈斗爭，直接決定空間的大小有無。私營經濟的最大保障與最大風險都來自于政府。換言之，童年時期的私營經濟并非處于完全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它必須學會怎樣與復雜的政府行為打交道才能長大。

　　這樣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有心理陰影和性格缺陷，并會影響其“成年”以后的風險判斷和價值取向。已經開始擁有巨額財富的私營經濟階層也許更在意獲取政治上的光環以求自我保護，但是在社會公平、加強法治、生活方式等重大的當代議題上，尚未能對全社會提供價值典范，也未能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諸方面對政府形成“反哺”。因此，私營經濟能否發展成真正規范的私營經濟并面向全球化的競爭，應是深化改革的最重大挑戰之一。□郭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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