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已經61歲的鄭炎潮仍認為，“當年如果沒有任仲夷書記的接見，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肯定通不過。”

　　如果他這個假設成真的話，或許，論文中“私營經濟”這個概念，還要晚些時候被重提出來。

　　1981年3月，鄭炎潮完成了研究生畢業論文，其中有關于“私營經濟”的專門論述。當時，導師說，如果不刪除這一部分，論文可能不合格，甚至無法畢業。

　　事后證明，正是鄭炎潮的《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一文引起了任仲夷的注意，把當時仍處敏感神經中的“私營經濟”推上了前臺。

　　“不刪除的話，論文可能不合格”

　　1980年底，已在華南師范學院(華南師范大學前身)讀了一年多研究生的鄭炎潮，開始準備畢業論文。

　　此前，他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機械系，后在陜西一個汽車大修廠工作。恢復研究生考試制度第二年，他考入華南師范學院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

　　和導師商量之后，鄭炎潮把論文方向確定在“我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上。

　　當時，中央已有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尤其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兩個農業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可以辦。

　　拿著300元論文經費，鄭炎潮開始前期調研。

　　至今聞名珠江的太爺雞、沙河粉，縫紉、養雞等行業，當時都納入了鄭炎潮的考察范圍。后來，他還走訪了杭州、上海、大連、重慶、武漢等地國有企業。

　　鄭炎潮調研得知，廣州第一批個體戶之一的高德良，1980年4月創辦“周生記太爺雞”，隨著生意興旺，后來雇工已超過8個人。

　　8個人，這在當時可是一道坎。那時候有一個政策，個體經濟可以搞，不過必須有一個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過八個，有“七上八下”之說。

　　這還得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說起，他在其中做過一個著名論斷，來劃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可是，拿高德良的情況來說，按照一天100只雞的銷售量，就必須有勞動力來輔助他采購、宰雞、調料、燒爐、運裝、銷售等工作，超過8個人才能運轉正常。否則，全靠自己一天賣二三十只雞，到頭來可能虧本。而類似情況，不止高德良一例。

　　按照鄭炎潮當時的說法，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必然會突破8個雇工的限制，否則，中國經濟就如跛了一條腿的牛，即使能跑，也跑得很慢。

　　對于這種現實環境中存在的問題，鄭炎潮既想找到解決辦法，又想在論文中對其予以定義。最后，他把超過雇工8人的個體經濟定義了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

　　起這個名字，鄭炎潮頗花費了一番心思。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當時政策是不允許其壯大和發展的。在如此背景下，鄭炎潮發現，當時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于是，他把這種復雜環境下的個體私有經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

　　1981年3月，鄭炎潮完成了題為《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及其發展》的論文初稿。

　　看了十萬多字的論文初稿后，導師對鄭炎潮說，調研做得仔細，但其中有關私營經濟的論述過于敏感，與現行政策不符，也不符合馬克思理論，建議把這一部分刪除或修改，如果不刪除、不修改的話，論文答辯可能無法通過。

　　當時，鄭炎潮猶豫不決，“刪除的話，很可惜，畢竟是調研后得到的結論；反之，答辯極有可能過不了，也就不能畢業。”

　　任仲夷召見，“你這個私營經濟提得好”

　　就在鄭炎潮為論文苦惱時，任仲夷給他帶來了轉機。

　　任仲夷，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當時，雖然政策規定個體經濟雇工不能超過8個，但廣東的個體戶雇工十幾個，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的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么辦？任仲夷建議廣東社科界一起來好好研究。

　　1982年3月的一天，鄭炎潮聽說任仲夷的提議后，突然想起此前的畢業論文，如果能讓任仲夷看看，說不定有一點參考價值。

　　于是，他從畢業論文中抽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那一章，把題目改成“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之后，郵寄給任仲夷。

　　一周后的一天下午，鄭炎潮從研究生處辦公室得知，任仲夷打電話找他去省委談談，但當時找不到他，留了聯系方式，讓他當晚與任仲夷聯系。“當時，很多同學也覺得好奇，省委書記找鄭炎潮干什么？還要面談。”鄭回憶。

　　那天晚上，鄭炎潮與任仲夷通了電話。任仲夷說，“你的論文，我收到了，看了之后，覺得非常好，我想約你談談這個事，你有沒有時間來？明天下午3時來我辦公室談吧。”

　　按照約定時間，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鄭炎潮提前到達省委辦公樓。

　　這是鄭炎潮第一次與任仲夷面對面。

　　見面后，鄭炎潮把論文的基本觀點、調研資料和一些具體案例，向任仲夷做了一個簡單陳述。“我記得，任書記聽完介紹后說，‘你的論文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們正在苦惱著啊’。”

　　據鄭炎潮的回憶文章記錄，任仲夷在會見他時說，個體經濟超過了馬克思的“八個規定”，我們不好坐視；但如果我們管錯了，又會壓制新生力量，給我們的經濟帶來損失。

　　“你這個‘私營經濟’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屬于傳統的公有經濟范疇，但又不是資本主義的，按你的說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構成，并且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輔助和補充’，它不但沒有損害社會主義，反而發展了社會主義，那么它當然是有益的，當然不能夠約束它，它該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

　　任仲夷告訴鄭炎潮，“我們準備在廣東先行一步，制訂支持超過8個雇工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若有可能的話，我到北京后將會向中央領導反映廣東在發展私營經濟方面的體會和具體政策，希望能把這一做法推廣到全國。”

　　鄭炎潮還記得，當時任仲夷對自己論文的評價，“你的論文非常好，我支持你！”他們單獨談了兩個多小時。

　　和任仲夷見面后，鄭炎潮那篇原本有敏感部分、需要刪除或修改的畢業論文，“最后順利通過了答辯，過關了。”

　　私營經濟“正名”，走進國家根本大法

　　和任仲夷第一次會面后，鄭炎潮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這一提法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

　　鄭炎潮記得，當時任仲夷說，看了你的論文后，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怎么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至此，“私營經濟”得以正名。

　　正如鄭炎潮現在還保存著的、已經發黃的論文稿中所說，讓私營經濟存在，利比弊大，不會導致資本主義。

　　1983年，華南師大第5期《哲學社會科學通訊》發表了此文。四年后，第3期《體制改革探索》發表該文章。

　　其實，在一些專家的論述中，“私營經濟”這個詞，在1956年前共和國的話語體系里，曾經出現過一次。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通過的臨時憲法里，“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

　　而后在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到1956年中國實行工商業改造以后，此后的三十幾年，不僅私營經濟再沒有它的合法容身之地，從人們的概念和話語中也完全消失了。

　　破除禁錮是從1987年開始的，1987年中央5號文件中，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直到1988年3月初，中共中央建議修改憲法個別條款。一個月后，“私營經濟”的提法出現在中國的根本大法中。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等內容。

　　此時，距離鄭炎潮和任仲夷首倡“私營經濟”概念，過去了6年。

　　再見任仲夷，再話私營經濟

　　和任仲夷第二次談到私營經濟，是2000年2月21日下午。當時，經廣州市原市長楊資元聯系和安排，鄭炎潮在廣東大廈又見到了任仲夷。

　　鄭炎潮還記得，說起私營經濟，已經85歲的任仲夷格外精神。他說，“過去常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看來不一定，私有控股公司也能辦大事。比如世界500強，除少數是公有控股公司外，絕大多數是私有控股公司。”

　　來自國家工商總局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全國個體私營經濟領域注冊資本金總額突破10萬億元，比上年漲22.7%。另外，城鎮中個體私營經濟是主體，占經濟主體總量的62.68%。

　　鄭炎潮曾在廣東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供職多年。現在，他偶爾還會想起第一次見任仲夷時，他鼓勵自己的話，“你搞這個(私營經濟)有風險，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的書本，人家說你反馬克思你就成了反馬克思。不過你不要怕，不要為任何非學術的評價所動。”

　　這，一直讓鄭炎潮慶幸不已。

　　□本報記者 呂宗恕 廣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