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倫：我不這樣看，在香港我也有很多事做不到。本來我做兩年便退出，但中央領導兩度挽留我，結果我多做了一年零八個月。

　　記者：中央領導一直希望引入國際金融人才，本來你的任命是一個很好的示范，但你卻做不長久，這會否給予國際人才一個負面訊息？你對有心為國家做事的人才有甚么建議？

　　史美倫：如果有心為國家做事，三年、兩年、即使是一年，都是好事，我認為兩地需要更多不同層次的交流。我到北京之前，以為自己很了解中國，因為我93年已開始做H股紅籌上市工作，到了中國證監會之后，才知道自己了解的只是皮毛，所以大家要多些了解中國。我發現內地朋友對香港市場認識，多于香港人認識內地市場，我們應該多些交流。

　　我希望日后會多些雙向交流，不單是港人到內地，也可以更多引入內地人才來香港。

　　在我之后沒有港人可以做副部級官員，我也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我做得不好。我想待遇是一個很切實的問題，很多香港人可以短時期不要工資或者收取很低的工資，但這樣不能長期維持。

　　記者：其實你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發揮自己的角色，為甚么要參選人大？你們如何分工？

　　史美倫：36名港區人大不會做同樣的事，日后會有分工，我個人較關注財經及金融事務，希望日后熟習了工作規則后，可以有一些提案。現時大家在討論港區人大應否設立代表處，但有人就擔心這個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但我認為不會，人大不是全能的，只能反映意見，所以談不上權力。

　　我有兩地監管機構的實際工作經驗，在溝通上有一些優勢，參與人大是好事，我以前在公營機構服務很久，在人大機制內，可以借用我以前的經驗。我不選人大也可以有其他方法服務社會，但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渠道，為何不試？

　　記者：你身兼行政會議成員，會否扮演溝通兩地的角色。

　　史美倫：港區人大代表當然可以發揮溝通兩地的作用，但我要強調中央與特區的溝通工作，特首已有很好的渠道，人大只會扮演補充的角色。

　　記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建議一次過撥款180億元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用作資助研究，據說是你一力促成的。

　　史美倫：我在去年4月接任教資會主席后，其中一個重點關注的議題是研究經費，首先我們覺得經費不夠(政府每年撥款5、6億元)，相對GDP的比例很低，第二是評估科研項目的機制需要改善。

　　我致信當時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也跟特首曾蔭權及現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談過，希望政府一筆過撥款予教資會，再以投資收益用于研究項目，這種方法在美國也十分流行。我當時的建議是政府撥款100億元，但維持每年的資助，結果政府的建議是一筆過撥出180億元，在一、兩年后停止每年撥款。

　　這也是一個很理想的建議，我們期望基金每年可以得到約5%的投資回報，即每年會有9億元，較現時一年5、6億元的撥款為多，不過投資不一定穩賺，我們希望基金條款上有彈性，如果某一年投資失利，也可以利用某一比例本金，以免影響對研究項目的資助。

　　這個安排最重要的是可以消除政府的財政負擔，讓教資會自給自足。這180億元，是政府盈余的15.5%，是相當重大的資源，但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言，這是投資未來的重要一步。

　　記者：這筆資金會由教資會自設投資公司，還是交由外面的基金公司管理？

　　史美倫：我們會在教資會下將設立投資委員會，在市場遴選合資格的專業基金管理公司，我們也不排除交由政府或公營的基金管埋。

　　記者：這個經驗可以讓內地借鑒嗎？

　　史美倫：我看不到為何不可？我們還注意到政府資助的研究基金，現時不能用作跨境投資，這樣不能與時俱進，現時內地與香港的融合愈來愈多，特別是珠三角，我們會研究是否可以消除這項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