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松濤 劉世昕

　　不約而同地，兩位全國政協委員都拿出了降低個稅稅率的提案，建議降低高端人才、高收入人群的個稅稅率。

　　在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德意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紅力看來，未來的國家核心競爭力是人才，我國企業現在面臨最大的瓶頸不是資金，而是人才。過高的個稅稅率，使國際人才難以為中國企業工作，而沒有跨國人才，中國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很多跨國公司亞太收入一半以上來自中國，但多將亞太區總部設在香港、新加坡，這顯然不利于我們自己擁有國際化高端人才。”張紅力說，個稅問題正在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新瓶頸。

　　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玖龍造紙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中國高收入階層稅負太高，與發達國家相比缺乏競爭力。

　　按照我國目前的個稅征收標準，工資薪金所得采用幅度為5%至45%的9級超額累進稅率，起征點為2000元；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采用幅度為5%至35%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其余的分項所得采用20%的比例稅率。

　　兩位政協委員所指的是工薪所得的那部分個稅稅率。在這個部分，最高一檔為月收入超過10萬元，稅率為45%。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稅率從15%到5%不等。

　　“如果一個年薪是50萬元人民幣的中層管理人員在香港工作，其邊際稅率為7%，應納稅額2.5萬元；若在內地工作，邊際稅率高達25%，納稅額接近10萬元。兩地近在咫尺，納稅額相差3倍，而年薪更高的高級管理人員差別更大。”張紅力說。

　　在張紅力看來，中國的個稅稅率已經大大高于周邊地區和主要發達國家。他舉例說明，香港是2%至19%(但總體不超過16%)；新加坡是3.75%至21%(明年將進一步降低至3.5%至20%)；馬來西亞是1%至29%；越南是5%至35%。即便是發達國家的稅率也要低于我國，如加拿大是17%至29%，日本是10%至37%，美國也只有15%至38.6%。同時，上述國家和地區不僅稅率低，而且起征點相對較高，并有較多的減免、退稅和抵扣，以及更多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

　　除了認為高稅率不利于吸納高端人才在中國工作之外，張紅力還明確表示，高稅率反使國家難以獲得相關稅收，造成大量個人所得稅稅源的流失。他建議國家合理降低納稅人的稅負負擔。

　　“如若暫不宜降低個稅稅率，建議考慮針對那些對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才培養有重要影響和貢獻的對象，提供個稅優惠。”張紅力說，例如，對于將亞太地區總部設在中國大陸的跨國公司的排名前10位高管人員，以及跨國企業駐華的重要技術人員提供相應的個稅優惠。

　　張茵的提案則更加明確，建議把最高累進稅率減至30%，將最高累進稅征稅起點由10萬元／月提高至15萬元／月，同時相應提高各層收入水平累進稅率的起征點。

　　這樣的提案被報道后，網上反映強烈，反對的聲音占據了主流。降低富人的稅負負擔，會不會拉大貧富差距？這是很多普通人的質疑之處。

　　一位廣東的網友就留言表示憤慨，“20%的富人占80%的財富，但國家每年收到的個人所得稅中，富人交的比例反倒比普通人群低，現在還要國家降低富人繳稅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