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貨幣供應量目標　

　　1996年起，狹義貨幣M1和廣義貨幣M2正式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1998年，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取代了信貸規模控制，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地位進一步確立。　

　　但從貨幣供應量與經濟總量指標的相關性來看，兩者的正相關性并不顯著，如1997—2002年啟動經濟、治理通貨緊縮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卻達不到預期效果，1997年我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速放慢與通貨緊縮現象。央行對此采取了多種政策進行干預，但收效甚微。從近年來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實際值與目標值的比對看，實際值偏離目標值較大。　

　　趙鵬分析，造成貨幣供應量目標實踐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方面。央行所能控制的充其量只是基礎貨幣，貨幣乘數并不是取所能控制的，它取決于商業銀行意愿持有的超額準備率、公眾意愿持有的通貨比率和貨幣流通速度。而在中國目前經濟對外依存度高，貿易順差巨大的情況下，央行還被動釋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因此即使是基礎貨幣的數量中央銀行也不能夠完全控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在《貨幣供應量已不宜作為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的文中，曾深刻分析了將貨幣供應量指標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局限性。他稱，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指標可控性、可測性和與最終目標關聯度上，與當初的預期相去甚遠。　

　　而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調控制度，趙鵬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優點有三。　

　　其一，與貨幣供應量目標相比，貨幣量與通貨膨脹間的穩定相關關系對于通貨膨脹目標的成功使用并不是至關重要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實施并不依賴于這種關系，而是使用所有的變量信息來決定最佳的貨幣政策工具操作；　

　　其二，與匯率目標相比，通貨膨脹目標能使貨幣政策集中精力于國內的經濟問題，并對國內經濟沖擊作出反應；其三，量化的通貨膨脹率目標增強了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并為通貨膨脹預期提供了一個約束增強的目標。　

　　但也有學者擔心，貨幣政策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并非最佳方案。夏斌就認為，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多重的，僅僅是盯住通貨膨脹目標效果未必好。　

　　業界普遍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具備。央行法已經明確規定穩定幣值并促進經濟增長是中央銀行的法定責任，下一步可明確相關的衡量標準。　

　　“通貨膨脹目標制是幣值穩定的最高形式。”宋國青認為，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與中國人民銀行法并不矛盾。　

　　由于我國央行是中央政府的組成部門之一，這是否會成為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障礙？趙鵬稱，將通貨膨脹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貨幣政策不能為財政狀況所左右，應杜絕有可能破壞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信度的對政府債務的貨幣化彌補，目前人民銀行無須為填補財政赤字而印制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