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薩斯幽靈再現

　　馬爾薩斯關于全球食品短缺的幽靈追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現在，它又來了

　　-馬克·蒂爾韋爾(Mark Thirlwell) 文

　　今年2月成了反思那些令人不快的古老經濟概念的一個月。最近，金融市場體驗了上世紀70年代時的感受，美國通脹率與失業率的雙重上升，喚起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糟糕回憶：十年滯脹，讓戰后的黃金歲月和凱恩斯共識就此終結。然后，近日又有報道稱，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UN World Food Programme)可能不得不對糧食援助實行配額制。全球食品價格已較2000年的低位上漲75%以上，僅2007年一年的升幅就超過20%，在全球食品價格不斷上漲的背景下，這則消息喚醒了人們早年的恐懼，召回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Malthus)的幽靈。

　　飆升的食品價格也令人想起了距今更近的一些擔憂。今年1月，隨著食品價格上漲18%，中國折合成年率的通脹水平達到11年高點，中國觀察家們不禁回想起1988年的食品價格上漲所帶來的種種沖擊。

　　這種價格上漲是供需兩方面趨勢的結果。在需求方面，關鍵因素在于新興市場消費的強勁增長——這些國家收入的大幅增加推動了消費的增長。以中國為例，過去10年，在全球大豆和肉類消費增長中，中國所占的比例達到40%。與此同時，在關鍵的大宗商品市場上，干旱和疾病等因素造成的一系列供應方面的中斷也發揮了作用。

　　也許，過去一年價格上漲的最大推動力量是全球能源市場的發展。高油價鼓勵了集中發展生物燃料的政策，包括提供大量慷慨的財政支持。生產方面也迅速對這些激勵措施做出了反應：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報告顯示，美國已經將20%的玉米產量用于生物燃料，歐盟用于生物燃料的植物油產量達到68%。用途上的變化推動了價格的上揚，減少了這些農作物的糧食供應，鼓勵了其他農業用地從糧食生產轉向生物燃料生產。

　　馬爾薩斯關于全球食品短缺的幽靈追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這在現代經濟史上不是第一次。上世紀70年代以及90年代中期食品價格的飆升，都曾向世人發出警告：農業產能無法跟上世界人口的增長。隨著供給作出反應，每一次價格的躍升都是暫時的。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近這一輪市場失衡最終會以同樣的方式得到解決。但即便如此，對當前環境做如此樂觀的解讀，我還是要提出兩項重要的告誡。

　　第一，面對價格上漲的刺激，供給方面的反應可能會比前幾次更為滯后，因為當前世界能源市場的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相關生物燃料需求，可能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由于氣候變化和環境惡化威脅到幾個關鍵地區的農業產能，過去供給反應的彈性，可能無法很好地體現未來的狀況。

　　第二，在供給長期滯后于需求期間，可能存在巨大的社會與經濟成本。有三方面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最重要的是，食品價格長期處于高位，對許多世界上最貧困的人口和最貧窮的經濟體將是一個噩耗。盡管在美國等富裕國家的消費籃子中，食品所占比例相對較小，僅為10%左右，但中國的平均水平約為3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則超過了60%。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國家是那些低收入的食品凈進口國。食品價格的上漲，會給通常已經不堪油價上漲重荷的進口賬單帶來更大壓力。有幾個最貧窮經濟體就屬于這一類，它們嚴重依賴于食品援助來滿足自身需要。但過去20年，全球這類援助的數量一直沒有增加。更糟糕的是，鑒于很大一部分援助由每年固定數額的美元構成，隨著價格上漲，派發的援助數量也會呈現下降趨勢。

　　其次，各國需要應對重大的社會壓力。一些新興市場已經在疲于應付不平等現象加劇帶來的后果，對這些市場而言，應對重要的社會壓力可能就會更成問題。就算食品價格上漲是一把雙刃劍——因為農業收入增加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受害最深的是城市貧困人口，通常是政治不穩定的團體，而許多農村貧困人口同樣也會受累。

　　最后，食品價格上漲會要求各國收緊貨幣政策。鑒于食品在消費籃子中所占比例的差異以及富國央行往往不把食品價格納入核心通脹指標的事實，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可能會做出更大的政策反應。各國政府也許還會考慮采取價格管制和其他直接措施。然而，富國央行也會不得不密切關注從緊貨幣政策可能對非食品價格產生的溢出效應。

　　(本文作者是悉尼羅維國際政策學院(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國際經濟項目主任)

　　李暉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