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內外資平衡發展

　　外資對于中國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不言而喻。但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有關外商投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的反思也沒有停止過。

　　2006年《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指出，外商投資企業帶來的技術外溢作用不夠突出，部分外商投資企業濫用知識產權保護，不利于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而且，現有的利用外資管理體制亟待完善，部分現行政策不利于創造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國家發改委體改所高梁研究員說，WTO使中國放棄了強制性技術轉讓的要求。中國企業從跨國公司那里學不到核心技術，政府有責任幫助本國企業增強競爭力。

　　經濟學家胡鞍鋼認為：從長遠看，改善投資環境應該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公平競爭。因此，中國未來改善投資環境，應當從實施優惠的激勵性政策轉向實施基于規則的規范性政策，從對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區別政策向全國實行統一的、穩定的、透明的政策轉變，從不公平的競爭環境轉向公平的競爭環境。

　　200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喬治吉爾博伊在《外交》雜志上指出，中國與典型的亞洲成功故事不同。首先，中國的高技術和工業品的出口是由外國公司而不是中國企業主導的。其次，中國工業企業嚴重依賴從美國和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進口的設計、關鍵零部件和制造設備。第三，中國企業所采取的吸收進口技術并在當地經濟中傳播進口技術有效步驟寥寥無幾，這使得它們不大可能迅速地成為全球工業競爭者。

　　2005年，在我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的各類企業中，三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均在1500億美元以上，所占比重分別達到88.0%和79.9%，其中外商獨資企業的進出口在全部高技術產品的比重均超過了60%以上。而內資企業的比重始終處于下降趨勢，2005年國有企業和其他內資企業的出口占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7.4%和4.6%，進口比重分別為14.3%和5.8%。

　　這些數據表明，過去我國對外國投資的嚴重依賴以及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WTO過渡期后，在華外商企業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外商獨資化浪潮。外商獨資企業比合資企業更不愿意向中國公司轉讓技術，與合資企業不同，外國獨資企業不必根據合同與當地合作伙伴分享知識。而且為了獲得中國國內市場的份額，外國獨資企業具有保護其技術不受中國國內企業和其他外國公司侵犯的強烈動機。

　　2007年11月22日，中國歐盟商會和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該項調查安排在中國2006年完成加入世貿進程后的第一個年頭，調查對象超過200家歐盟在華企業。

　　調查顯示，歐盟企業更傾向于以獨資經營的方式在中國開展業務，中外合資或設立辦事處不占主流。

　　歐盟企業在華開展業務的最主要驅動力是在中國市場推銷其產品和服務，廉價勞動力是在華投資的次要原因。61%的公司(2006年的比例為49%)認為開拓中國產品和服務市場是在華經營的重要戰略原因，而僅有7%的公司認為低成本是在華經營的主要考慮因素。調查結果清晰地反映了歐盟企業的投資目的正從成本驅動向開拓潛在的中國客戶市場轉變。歐盟企業在華投資主要針對中國消費市場，它們的業務開始逐步向中國的二線和三線城市延伸。

　　半數的歐盟企業已經或者打算在中國開展研發業務，其目的除了充分利用當地技術以削減研發成本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開發更適合中國市場需求的產品。由此可見，歐盟企業在華研發的主要目的是產品應用研究，還未達到創新性研究領域。

　　就國際融資研發活動或增強研發能力的主要動機而言，有30%的被調查公司是為了降低在華銷售產品的開發成本。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則旨在應對中國市場。有28%的公司認為有必要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開發和改進產品，以適應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和偏好，以滿足中國市場的標準和規定。只有5%或更少的被調查公司認為稅收或法律環境是他們建立或擴張本土研發能力的動機。

　　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自2004年凱雷并購徐工引起廣泛矚目以來，外資并購爭議方興未艾，有關維護國家經濟和產業安全的呼吁經常見于報端。

　　《國際融資》獲悉，根據國務院領導的要求和布置，國家發改委正會同有關部門積極研究外資并購問題。此次出爐的新《目錄》相當于劃出一條底線，如果新《目錄》有限于合資合作、中方控股等要求，在未來外資并購審批核準中，將按照目錄要求做出相應安排。

　　自從1992年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收購太原橡膠廠以來，外資并購在我國發展緩慢，但2004年以來陡然提速，發展非常驚人，以至于有學者驚呼。“必須絕對控股、必須是龍頭企業、預期收益必須超過15%”成為一些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基本要求。

　　隨著外資在國內戰略并購和“獨資化”趨勢的加劇，在我國一些領域，外資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產業控制，并且控制程度在不斷加深。在電腦操作系統、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等行業，產業控制權幾乎都在外資手中。一些行業盡管發展迅猛，但由于核心技術、標準都在跨國公司手中，出現了全行業為外資“打工”的現象。

　　有識者指出，主要產業控制權一旦失控易手，不僅制約我國產業發展的能力，而且直接威脅著我們國家的經濟安全。

　　高梁研究員指出，從全球大國來看，都把安全戰略放在第一位，一旦威脅到國家安全問題，就沒有了討論余地。

　　目前，我國初步建立了對外資并購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國務院制定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明確規定，禁止外商投資“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項目以及“運用我國特有工藝或者技術生產產品”的項目。

　　商務部等六部門2006年8月聯合發布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中明確規定：“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或者并購導致擁有馳名商標或中華老字號的境內企業實際控制權轉移的”，須申報審查。

　　2007年8月30日，十屆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反壟斷法》草案。11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第二屆中國產業安全論壇上指出，將于2008年實施的《反壟斷法》規定，外資并購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反壟斷法》進行經營者集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成思危透露，在《反壟斷法》實施前，還有20多個配套法規將陸續出臺，使外資在我國的并購活動有法可依，既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又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如何使國家經濟安全的邊界更加清晰，是擺在面前的一道難題。發改委外經所張燕生所長說，在這方面我們缺少經驗，有些涉及安全而我們并未認識到；有一些可能并不涉及安全領域，靠競爭性市場能夠解決的，但我們卻把它看成安全問題。

　　“在這個事情上我們總要先做起來，在今后的實踐中逐步進行調整”，張燕生對《國際融資》說，“我覺得最大的安全問題，是戰略性資源和要素不能被外資控制，尤其是金融領域、高技術領域、稀缺資源方面”。

　　重新評估開放形勢

　　回顧30年的合資合作歷程，其實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博弈。對跨國公司來說，你有政策他有對策。比如汽車業，一汽、二汽、上汽的發展都不錯，但在自主知識產權方面非常薄弱。也就是說，外資即使沒有控股權，也有辦法讓本地合資伙伴喪失自主創新的能力。

　　高梁研究員認為，對外開放已經30年，重新評估當前的開放形勢是有必要的。從總量來看，我國經濟三分天下，國企、私營、外資各占其一，而且相比之下，外資企業競爭力更加強大。

　　“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應該是最高戰略目標，而不是把充分開放性、充分市場化作為最高目標”，高梁指出，必須堅持以我為主，以本國企業、本國人民的最高福利為重，不能是單方面的讓步。市場也是一種資源，我讓給你市場，你總得給我一點東西吧！

　　改革開放30年，我們走了一個螺旋形的進步曲線。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基本戰略是以市場換技術。當時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合資合作的政策，有強制性的合資要求、技術轉移要求、國產化率要求以及外匯平衡要求。回頭評估這些政策，盡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加入世貿帶來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所有強制性的要求都要取消。伴隨而來的是外商獨資化趨勢。跨國公司之間相互配套的趨勢也得到加強，本土企業失去了學習機會。問題出現了，本土企業的技術從哪里來，“干中學”的機會在哪里？很多研究發現，跨國公司技術擴散的效果并不顯著。

　　后WTO時代，中外企業的合資合作進入第三階段。既不是行政介入，也不是市場放任，而是建立在以更加市場化為基礎的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國際合資合作。

　　從政府角度，更多是建立財政、稅收、工業、貿易、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激勵機制，鼓勵外資企業與本土企業開展合資合作。 中國市場前景、本土企業資產質量都非常好，本土企業競爭力也有一些跨國公司非常看重的核心要素，再加上政策導向和激勵，就能夠在很高一個基礎上開展合資合作。

　　對本土企業來說，“干中學”的機會十分重要。按中國目前的資源要素稟賦，本土企業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領域的競爭力比較薄弱。本土企業如何取得競爭優勢，在導向政策上仍需破題。

　　改革開放30年，對于招商引資，從戰略到體制、政策、激勵機制以及我們的行為，都需要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進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清理整頓。只有來一次像加入世貿那樣的清理，才能真正使東部地區更上一層樓，中西部地區獲得更大的增長活力。(攝影　黃承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