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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方興未艾的私人股權投資業，一個“deal-maker”需要什么教育？55歲、英語系畢業、無投行經驗的馬雪征是一個“非典型標準答案”

　　文 《環球企業家》記者 羅燕

　　2006年5月底，馬雪征先后交出了兩份文件。對外，是聯想集團收購IBM PC業務后的第一份年報，對內，是一份退休申請。

　　某種意義上，它們分別代表了馬雪征的一個側面：變化的與未變的。財務數字上，這一年，聯想的收入規模達到130億美元，是16年前馬“下海”進入中關村時，聯想在京、港兩地公司的收入之和7.2億港元的144倍。但骨子里，馬雪征和16年前沒有太多不同。無論是1990年作為中科院最年輕的處長，還是2006年時作為亞洲最著名的女性首席財務官，她均被視為正處于個人事業的高潮，并將毫無意外地繼續這一上升狀態，可她決定重新開始。

　　在辭呈中，她提起了自己那個已被擱置長達6年的想法。2000年，聯想拆分為聯想電腦和神州數碼時，馬曾有意加入剛剛成立的聯想投資。但在詢問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的意見后，柳建議她幫初挑大梁的楊元慶完成過渡期，未作更多分辯，馬雪征去了聯想集團。她給自己的時間表是兩年，但一做就是6年。

　　年屆53歲，馬雪征認為時機終于成熟：并購IBM PC一年之后，整合初步完成，2006年初更換CEO則讓聯想獲得了再進一步的動力。按規矩，上市公司CFO需要6-12個月的交接期，這意味著她還能再護送一程。

　　但也不能更晚了：“如果到60歲，就沒有投資公司要我了。”

　　當年11月，退休申請被聯想集團董事會提上議程并通過。隨后，馬雪征得到了董事會成員之一吉姆·庫爾特(Jim Coulter)的邀請。庫爾特是美國頂級私人股權投資公司德州太平洋集團(TPG)的創始合伙人，他曾以6美元價格收購巨虧中的MEMC電子材料公司，最終獲利超過20億美元。

　　“我們已經有了足夠多的投行出身的人”，庫爾特對馬雪征說。他所看重的，是擔任董事以來對她觀察所得的三點結論：學習能力強、溝通能力強、多任務處理能力強—— 一個與此頗為類似的評價，來自于與馬雪征相識近20年的柳傳志。他對本刊說，馬雪征“冰雪聰明，有極強的責任心和溝通能力”。

　　正式離職半年后，2008年1月，一向低調的馬雪征終于決定出來見見媒體。接受《環球企業家》專訪時，她談到了為何沒有前往聯想投資和弘毅投資兩塊聯想控股的業務：“回到控股公司去，資本市場會有看法，覺得大股東在從上市公司抽人，這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不好。”她說距離自己的第一個投資項目“還早”。在TPG，她看的主要是1億美元以上規模的項目。“我真的不是很懂私募基金投資，我的強項實際是在企業的判斷和做企業的財務，但是，我覺得做投資我可以很快的學。”

　　在過去3年時間里，竺稼、劉海峰、田溯寧和唐越等人的相繼進入，讓私人股權投資業逐漸成為中國頂級企業家和投資者的匯集之地。但沒有誰比馬雪征更具特殊性。即使在美國PE業，女性投資者也是罕見的。曾有美國媒體統計過凱雷、Apax、高盛、TPG等頂級PE投資機構中女性合伙人的數目，不足10人。而且，除了打破性別這一“金融業最厚的天花板”外，馬還需證明，一個沒有過獨立創業經驗和豐富投行經驗者，同樣可以成為一流投資者。

　　“證明”，一個對馬雪征而言再熟悉不過的詞匯。過去的16年里，她證明了一個英語專業的政府官員，可以轉型為一名大型跨國公司CFO；同時證明的是，在聯想這樣一個不缺乏強勢男性的機構，一名女性可以獲得并不亞于CEO的尊重與權威。

　　無論作為一名女性、一個CFO還是一個中國商業史上屈指可數的國際化人物，馬雪征的自信來自于其不停證明自己的經歷和極為罕見的開放性格。她有著1950年代出生的中國女性中少有的冒險精神，以及經歷過文革的同齡人中不多見的樂觀氣質。這讓她既可以化解聯想成長中種種“吃螃蟹”帶來的棘手問題，又可能在集團年會時放下身段，當著所有員工的面唱范曉萱的健康歌。

　　政治生涯

　　馬雪征最初的夢想是當外交官。

　　她說自己自小接受的是鼓勵式教育，一直是功課最好的學生，也讓她在很多事情上自信可以做得比別人更好。但文革中，16歲初中剛一畢業，她就被安排前往東北插隊。事后回憶，她說：“因為家庭受審查，所以插隊其實是一種解脫。不用在城市里受人家的氣了，就主動地、高高興興的去了。”——這4年的插隊經歷，也讓她被迫放棄了從政夢想。

　　1973年，在比爾·蓋茨進入哈佛同時，馬雪征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首都師范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畢業后，又被分配到中科院做對外合作項目。

　　她所接手的第一個項目，是給致力于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做翻譯。

　　不難想象，對于一個英語訓練主要來自于文革期間國內大學3年教育的人，這并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最初，她每天從李約瑟那里要來第二天的演講內容，把所有不認識的技術單詞都查閱、記錄，以便次日上臺翻譯。即使在臺上翻譯錯誤，她也不緊張。讓馬雪征津津樂道的記憶是，當年她面對包括中科院院長方毅等要人時，也會偶爾直接問臺下的專家們“這詞是什么意思”，得到回答之后說聲謝謝，繼續翻譯。

　　“我覺得我這個人沒包袱，有成績的時候沒有包袱，沒成績的時候就更沒有包袱了。”馬雪征說。這種性格至今未改。

　　甚至，20歲出頭的馬雪征主動組織了一些項目。比如，她和另外幾名同事獨立組織了一個青藏高原的地質考察項目。當時，西藏并未開放，但經過各方面的協調，馬雪征帶著很多國家的科學家，先后進藏五次，歷時三年，從南到北穿越了整個青藏高原地區，完成了地質考察。回望過去，當柳傳志、張瑞敏們在創業中鍛煉著自己因人成事的能力，馬雪征是在中科院一次次自發行動中完善了自己謀劃、實現構想的能力。

　　很快，馬雪征進入了一條快行線：她是中科院最年輕的處長，然后是最年輕的主任和副局長，年僅30歲時，她就享受到了專家級的薪水待遇。

　　硬幣的另一面是，過于順暢的上升通道讓她不憚于展露鋒芒，因此很容易得罪人。馬雪征記得，她曾經聽說中科院里的一些議論：千萬不能讓馬雪征當局長，否則局里有一半人要走掉。對此，她的直接反應是：是環境有問題，而非自己的風格需要改變。這也讓她開始思考，自己是否找一個更結果導向的工作。

　　她想到了聯想電腦。

　　1988年，陪同時任中科院院長的周光召到剛剛成立的香港聯想剪彩時，馬雪征看到了這家公司簡陋的環境和宏大的愿景之間的強烈反差，柳傳志表達出日后將國際化的雄心更讓她印象深刻。

　　1990年，馬雪征主動向中科院和柳傳志要求加入聯想。她甚至在中科院幾位院長那里軟磨硬泡了7個月才得到批準。然而，這位在中科院12年、正處級、且即將有機會提升的副局長居然主動要求加入只有十幾個人的聯想，反而讓柳傳志頗感意外。據說，聯想為此專門召開了總裁會議，討論這后面有什么弦外之音。即使得到全票通過，柳傳志還是專門給馬雪征設置了一些考驗，比如讓她去做生產一線的工人、銷售柜臺上的售貨員，6個月之后才將她安排為香港聯想的總裁助理。

　　突然進入自己并不熟悉的商業環境，馬雪征曾經一度茫然無措。擅于面對諾貝爾獎專家、國家領導人的她不得不和小商販們打交道，并由原來在機關“被人求”改成了“求人”。“在進入商業企業的一段時間，兩三年的時間吧，我的自信差了很多。”馬雪征回顧說。

　　這也讓她最終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性格。至今，馬雪征仍記得，一次柳傳志告訴她：“也許你在機關做事是為了做關系，但在企業，做關系是為了做事”。這句話點醒了曾經過于在意過程的馬雪征，從此變得更為圓熟。

　　Trouble-shooter

　　在很長時間里，馬雪征都是一個解決問題的人。換句話說，柳傳志指哪兒，她打哪兒。

　　1997年，她受命將聯想北京的資產注入聯想香港，完成兩家公司合并。由此，她又負責完成聯想的全員持股計劃，再之后是聯想的拆分。比起柳傳志和名噪一時的兩名少帥，隱身幕后的馬雪征的價值并不容易被外界辨識，但很多細節足以說明問題。

　　比如，1997年聯想北京和聯想香港合并時，公司的負債是資產的兩倍，但在馬雪征的操持下，到2000年公司分拆時，聯想集團已沒有債務，轉而擁有數十億凈現金。

　　而且，無論日后多么輕描淡寫，這些工作在當時看來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997年到2000年間，柳傳志希望推動全員持股計劃，馬雪征并不認同，她傾向于經理層持股。但看到柳傳志的堅持，她也就全力執行。問題很復雜：在當時，怎么讓數千名中國員工拿到海外資本市場的股票和期權？怎么解決相應的稅務問題？沒有人知道明確的答案，馬雪征只能摸索著做出來。

　　從那時起，她的身份逐漸趨于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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