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這樣說呢？

　　2001年左右的中國市場尚未進行股權分置改革，制度上的嚴重缺陷，使得全流通這個巨大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投資者頭上，成為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而管理層功利性的取向使政策市的特征發揮得淋漓盡致。打壓股市時可以有十三道金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刺激股市時同樣可以有“5·19”行情和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因此，中國股市的走向和宏觀經濟的走勢是完全背離的，暴漲暴跌成為至今都沒有藥方的頑癥，中國的股市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牛市，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熊市，有的只是猴性十足的猴市。

　　水皮沒有想到的是，2008年初始，中國股市當初的猴市特征越來越明顯，癥狀也越來越復雜，而最明顯的變化則莫過于受外盤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

　　如果說2008年春節之后第一個交易日滬深股市的跳空低開還可以拿節前的暴漲獲利回吐是內因、外盤影響則是外因來解釋的話，那么后兩個交易日滬深股市已經和港股一樣是完全看美股臉色行事了。2月14日，上證指數一改前日的頹勢，跳空高開37點之后高開高走，全天上漲了62個點；但是，2月15日，上證指數不但沒有持續14日的升勢，反而跳空低開30個點，一度甚至于下跌了100多個點。莫名其妙的上漲，莫名其妙的下跌，原因只有一個，道瓊斯的走勢使然。中國股市被道瓊斯牽著鼻子走，這樣的情景不但2001年沒有，就是2007年11月之前也沒有。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減速和衰退的擔憂，對于中國經濟不能不說沒有影響，但是更多的是在心理上的沖擊。事實上，道瓊斯指數從高位14198點下跌至今不過2000點左右，跌幅最多不到17%。但是，恒生指數的跌幅卻超過了30%，上證指數的跌幅更是達到了33%，均超過25%的牛熊分界嶺，也就是說美國股市還沒有走熊，中國股市已然跑到了美國股市的前面，誰影響了誰？

　　處在危機中心的美國股市反而比遠離危機中心的中國股市更堅強、更強硬，只能說明一點，中國股市自身的問題更嚴重。上證指數圍著道瓊斯的指揮棒起舞只是表面現象，美國股市比中國股市強也是表面現象，中國股市的弱勢才是本質。

　　這種弱勢十有八九又是人為造成的，因為無論是宏觀經濟的走勢和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長態勢都不支持中國股市的弱勢。

　　人為因素之一是大小非解禁。股權分置改革從制度上已經完成了，但是落實市場層面的全流通則還有一個過程。2008年解禁的全流通股份是1300億股，市值相當于3萬億。當然，根據常理，這部分股份，尤其是國有股流通減持的可能性是相當小的，特別是控股股東，2007年國資委出臺的三個文件已經把減持的影響減小到了最小的地步，但是再少也有，如果按20%的實際發生率計算，也需要市場提供6000億的接盤資金，6000億的規模已經超過2007年全年IPO的規模。

　　人為因素之二是融資再融資的規模，2007年融資額4500億左右，再融資是3500億左右，總額相加是8000億左右。2008年會保持一個什么樣的規模，大家心中都沒有數；管理層會不會考慮到大小非減持的資金需求，大家心中也沒有數；大盤藍籌的圈錢式融資和再融資會不會受到約束，中國平安的巨量融資是不是僅是個案，大家心中更沒有數。

　　人為因素之三是創業板。創業板實際上是風險板，適時推出對解決中國中小企業發展融資難是有幫助的，對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樣是有推動的。但是，創業板的推出對于資金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說一年達到500家所需資金不過1000億，在牛市中不算是個大數目的話，那么在弱勢中間就是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創業板的推出要不要和主板市場的大盤藍籌回歸和再融資統籌兼顧，會不會出現主板和創業板爭奪資金的惡性競爭，投資者沒有明確的預期，管理層沒有明確的安排。

　　人為因素之四是股指期貨。作為雙向交易的制度性完善，股指期貨的推出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時機也有一個把握的問題，牛市推出助漲，熊市推出助跌。投資者現在必然由此揣摩管理層的心思，是打壓指數還是拉升指數？管理層也要考慮，如果股指期貨的推出和黃金期貨的推出結果一樣套牢散戶的話，會不會成為大家投資失敗的替罪羊，畢竟，股指期貨也會分流部分市場的資金。

　　人為因素之五是印花稅。2007年的印花稅高達2005億，足夠兩個創業板的融資金額。同樣的資金，去向不同，作用完全不一樣，前者加大投資成本，后者助推經濟發展。2008年資金面如此緊張，印花稅單邊征收就可以支持一個創業板，這樣利國利民的好事什么時候才能付諸行動？

　　粗粗算來，2008年按照2007年的不變條件計算，對資金的需求將會達到1.7萬億左右，將比2007年增加80%，目前囤積于一級市場打新資金不過3萬億，又如何能夠承受如此的抽血？這些不確定一天不明朗，那么市場就一天不可能轉強。

　　宏觀經濟不支持熊市，融資取向不支持牛市，中國股市也就只能選擇猴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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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健財政”

　　擴大公共消費

　　專訪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

　　本報記者 吳麗華 北京報道

　　進入新年，中國宏觀經濟各項指標依然高企，防止物價全面上漲任務依然嚴峻，同時美國次貸危機擴大，美經濟下行風險拖累全球市場。美聯儲降息救市后，中國從緊的貨幣政策受到考驗，此時穩健的財政政策要如何發揮作用，變得非常重要。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

　　《華夏時報》：2008年經濟工作會議定下了今年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基調，但現在人們好像更多的關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重視不夠，你怎么看二者之間的關系？

　　劉尚希：我認為在現在的情況下，從緊的貨幣政策對宏觀調控很難奏效，而且容易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應該更多地采用穩健的財政政策，擴大公共消費。

　　《華夏時報》：為什么貨幣政策很難奏效？

　　劉尚希：因為現在貨幣投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貿順差過大形成的，必須發行一定量的人民幣來對沖外幣，在外貿巨額順差的情況下，很難控制貨幣供應量，而提高利率還可能使熱錢大量進來。

　　《華夏時報》：擴大公共消費的穩健財政政策如何發揮作用？

　　劉尚希：擴大公共消費，能夠解決民生問題，還能夠帶動私人消費，提高國民消費率，矯正經濟內外失衡的狀況。

　　社會最終消費的長期低迷已經在宏觀經濟中產生了許多問題。

　　財政政策具有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雙重屬性、雙重功能和雙重作用，以公共消費為切入點，既可以有效地緩解當前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三高”經濟病，促進經濟科學發展，又能化解一系列民生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推動社會公正與公平。

　　《華夏時報》：擴大公共消費的穩健財政政策，能夠達到什么樣的調控效果？

　　劉尚希：作為政府重要的政策手段，財政政策既可以通過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也可以通過公共消費來帶動內需，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以公共消費為重心，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其實質是轉換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從主要由投資、出口拉動轉變為主要由消費拉動。

　　目前，進一步加快由公共投資向公共消費的轉換，應是當前財政政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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