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這么說：由于你是這樣的改革，就會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就有阻力。我反問你一個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希不希望政府搞GDP為綱？當然希望了。你說，既得利益集團希望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建設？當然希望了，你不知道地方建設有多少利益。

　　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種心態——要防！

　　人物周刊：您是反對浮動匯率的，但中國現在有這個不升值的選擇自由么？

　　郎咸平：沒有。但我的反對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以為匯率浮動就是國際化，我們沒有浮動匯率方面的人才，那是我最擔心的。在金融戰爭中，我們一定處于劣勢，那會使大量的國家資產將被席卷一空。

　　和制造業不同，金融的影響太快太大了，上午出一個小錯，下午就會引起幾千億資產的損失。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就出在這里，當時那些國家就是沒有理解金融戰爭的可怕。

　　人物周刊：您聽說過一本叫《貨幣戰爭》的書嗎？認可書里的觀點嗎？

　　郎咸平：我知道。部分認可。其實，其中很多的觀點是我們在二十年前在美國學校里就念到過的。

　　人物周刊：難道我們要回到固定匯率時代？

　　郎咸平：浮動匯率是很好，但是中國現在沒人才。全世界也沒幾個國家真正懂匯率的操作，只有美國和歐洲。日本只有制造業和家電還可以，在美國金融戰面前輸得一塌糊涂。美國金融領域是真正人才濟濟，在美國最優秀的人才都是去讀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

　　人物周刊：不能否認一個基本事實：這一百年間，日本是全球唯一進入發達國家之列的非歐美國家，即使在浮動匯率改革時曾受過沖擊，那也不過是經濟發展經歷一個過程。中國難道不能同樣走過這一段么？

　　郎咸平：嗯……這個問題……我想想。我這么說吧，如果從我個人角度講，我希望中國走的路，是金融獨立自主的道路。

　　人物周刊：國內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支持。但是，在危機論中，您對向中國各大銀行提供金融咨詢的國際投行，抱的是“陰謀論”立場。

　　郎咸平：我不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我講的是基本事實。資本一定以追逐利益為唯一的考量標準，他是不可能有宏偉的理想，一定想大賺一筆的。

　　人物周刊：難道中國和歐美間就不可能是一種雙贏關系嗎？

　　郎咸平：不可能！(一定是零和游戲？)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游戲，在金融方面怎么可能有雙贏。你覺得他們會考慮中國的現狀嗎，你覺得他們會有仁慈的心嗎，有良心嗎？我跟你講，不要對他們寄托幻想。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國嚴守法律，是因為他們在美國完善的法制環境中。一旦他們脫離這些，就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強欺弱，這是一定的！

　　人物周刊：他們是商業機構，他們有可能是為中國提供可行的咨詢意見，同時也能賺不少的錢。

　　郎咸平：是可能的。但我跟你說，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種心態——要防！小老百姓可以樂觀，但是執政者不能樂觀，隨時隨地要防著。

　　人物周刊：所以要先預設“陰謀論”？

　　郎咸平：不是假設，就是事實。美國的監管規則是怎么來的？是根據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之后形成的規則。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的時候，操盤手都是你說的這些公司。他們當年在美國敢，為什么在中國就不敢呢？

　　不是我“左”，是中國別的經濟學者太“右”了

　　人物周刊：可能我會認為，您是公司治理方面的專家，但對宏觀經濟發表看法有些力不從心。

　　郎咸平：任何宏觀，如果不是建立在微觀的基礎上，就是華而不實的。我跟你談宏觀，都是從各個微觀領域入手的，在不同的領域，需要分開解決問題，過冷的行業要解決過冷的問題，過熱的行業解決過熱，在美國，宏觀和微觀是不分的。現在，中國經濟學者的問題就是，他們只談宏觀問題，犯了明顯錯誤。我是以微觀為基礎的宏觀研究。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資本主義世界受教育、賺薪水，為什么思想會這么“左”？

　　郎咸平：不是我“左”，是內地很多的經濟學者太“右”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沒有深入的了解，一談改革就是“引進外資”。我就是想告訴他們，他們的觀念要改變。我是真正的不左不右，最最中立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