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張世誠轉述某位在越南工作多年的國際勞工組織人員的話說，“越南的勞動法比中國的勞動法嚴格得多。印度的法律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對勞動者的工資要按照投資所在國的工資水平支付，美國人要到印度投資，要付印度工人相當于美國國內的工資”。

　　常凱教授表示，“有些人說我們的勞動合同法比國際上還嚴，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其實，我們比國際上松得多，所有的東西都不是中國獨創的、超過國際慣例的東西……法律并沒有超出中國現有的勞動關系調整的需求。如果比較起來，不用說和發達國家，北美、歐洲，即便是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印度和日本相比，中國的勞動法制規制仍然還要松得多……印度的勞動法制很嚴格，比如集體裁員，二百名以上的企業集體裁員必須要聯邦政府相關部門批準。”

　　與此同時，常凱教授也強調，“有些企業轉移是正�，F象，并不都是因為勞動合同法的原因，是各種因素要轉移，也允許它轉移，而且那些低效率、不規范的企業對中國來說它們應該轉型，靠這些企業，中國國家的競爭力是無法提高的”。

　　進一步來看，如何對待外來投資是與勞動者權益保障有密切關系的。是繼續單純強調經濟的發展，還是更注重以人為本，不僅是有關企業的事情，更是政府部門的職責。就這一點來看，很多地方政府工作似乎有很大改進空間。

　　部分地方政府類似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GDP的增長，以及隨之而帶來的政績上的提升，然而，隨著科學發展觀作為政府施政的一種主流價值觀，單純追求GDP增長的觀點必須得到修正，在這方面全國律協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姜俊祿表示，“我們開始關注環保，開始關注勞動者權益，在外商投資的目錄當中我們也會看到對環境損害非常嚴重的外來資本是不受歡迎的。慎重考慮以低勞動力成本作為特征的企業的進入，也應成為一種政策導向”。在這個層面而言，勞動合同法的真正貫徹落實，法制權威與法制統一的有效維護，地方政府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發展觀是至關重要的。

　　不應被“誤讀”，更不會被“唱衰”

　　不論是企業或是某些個人，對勞動合同法不恰當的理解，也許并非是孤立的，除了出自自身利益的考量之外，社會上對勞動合同法某些“誤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此，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全興認為，“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社會輿論尤其是學界，對勞動合同法會給社會帶來什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若用學術標準評判，未經論證或不作論證的‘我認為………’之類的看法，與其稱之為觀點，不如稱之為‘猜想’更適當。”王教授進一步談到這種“猜想”的典型例子：“勞動合同法剛剛實施，如何就馬上知道成本增加了？”

　　誤讀或是猜想若是出自普通人之口，作用或許有限，如果來自學者，那么其傳播效應以及公眾對其的可接受程度都是非同一般的。針對部分非法律專家“中國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會搞垮中國經濟”的觀點，常凱教授認為，“學界應該有責任澄清事實”。

　　學術上的不同見解或許是學術自由發展的關鍵，對同一事物不同學科的解讀也有利于對研究對象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對于法律這種需要用于社會實踐的社會規范而言，統一、明確、專業的認知顯然是必須的。正如常凱教授所言，“學術問題和法律執行問題應該分開，學術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見，作為一個學者完全是可以堅持的，但法律執行是另外一個問題，法律有尊嚴，公民要執法、企業要執法，是法制社會的基本要求。目前對于勞動合同法的錯誤理解在相當程度上跟社會上的誤導有關系，有些專家給企業出主意，究竟對企業有積極意義還是消極意義，在這方面其實我們應該有一種社會責任感，說完以后對這個企業究竟有什么好處”。

　　法學專家對“誤讀”的批判，并不能改變社會上的確存在的一些對勞動合同法悲觀的理解，就這方面而言，中華全國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郭軍認為，“近期應該說唱衰勞動合同法的聲音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我們不能說是主流，但確實成為了一種時尚，其實也不難看出這并不代表所有的國有企業，并不代表絕大多數有法律意識的外商投資企業，也不能說代表了廣大的中小企業”。然而，這種即使非主流的聲音還是應該引起重視。郭軍進一步表示，“現在有些部門正在了解勞動合同法貫徹實施的情況，不是因為貫徹得好，不是因為積極作用去調研，而是有一些所謂的專家，有一些有影響力、有話語權的企業在跟決策機構反映這個問題，如果讓這種認識變成了主流，我對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并不樂觀”。

　　這種擔心或許不無道理，法律的實施并不意味著相關立法博弈的終結。相對于勞動者而言，資方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具有極強的優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及時傳播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原意，正確理解有關法律規定，通過主流輿論平衡雙方力量，使得法律能夠被正確適用，是落實勞動合同法、謀求和諧勞資關系的重要舉措。在這個方面，郭軍認為，“政府、群團、學者大家應該有一種社會責任感，要把我們認為是準確的，勞動合同法的本意講出去，宣傳出去，讓它變成主流的聲音”。

　　換個角度來說，不論是有意無意的誤讀，還是角度不同的爭論，爭議總是難免的，關鍵是爭論的目的是什么？就這點而言，北京大學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研究所葉靜漪副所長的表述很是精道，“爭議是比較正常的，中國目前社會經濟發展處在轉型期，勞動關系的規范問題給我們提出了很重的任務，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立法、引起的討論，應該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要特別注意負面影響的問題，無論是政府、企業、媒體、專家學者和各種社會組織我想都要共同關注整個勞動關系狀況……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萬眾一心，支持和推進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正是由于包括法律專家以及媒體在內的諸多力量的努力，所以，面對一些對勞動合同法誤讀的觀點，以及某些唱衰勞動合同法的論調，人們都應該更有信心地看到勞動合同法在實踐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勞資關系尚未和諧，同志仍須努力

　　信心與樂觀的態度并不意味著勞動合同法就完美無瑕。事實上，法律的實施只是剛開始，對于勞動合同法而言，它的生命在于豐富的實踐之中，因此，要想解決諸多勞動問題，與時俱進地進行制度更新是必要的和必然的。

　　在這方面，諸多專家將關注的視角放到了勞動合同法的有效執行上。中國法學會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鄭尚元教授認為，現在勞動合同法關于勞務派遣的規定多數都是在契約法的命題下進行規定的，而國外(如日本、德國)的有關法律公法屬性更強，而不是契約法屬性更強……具體到勞動合同法而言，勞務派遣的規定比較“內虛”，最主要體現在行政干預的嚴重貧血，國家行政機關毫無作為，比如，職業介紹都是行政許可才能進入，勞務派遣行政就沒有任何許可，放任它采取普通的公司注冊程序，只不過嚴格了一點資本金。

　　在此種情況下，難免會出現最高人民檢察院政策研究室陳國慶主任所描述的情況，“勞動者在勞動關系當中還是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是在中國現代階段，長期以來由于我們資本相對的稀缺和勞動力的過剩，勞動者基本沒有和老板討價還價的余地，當面臨忍受侵權和失去工作兩難選擇的時候，可能大多數人還會忍辱負重，希望息事寧人。有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簡單的GDP，對企業格外的關照，甚至不惜犧牲勞動者的權益，有些仲裁機構，包括仲裁方開出了天價的仲裁費和訴訟費，把訴訟拒之門外�！�

　　因此，部分學者強調在行政干預之外，使刑事法律更多地介入進來。鄭尚元認為，當前勞動派遣領域應該加大刑法的力度，對黑派遣、惡意派遣和派遣逃匿現象施以重罰，“房地產行業已經出現中介逃匿現象了，像中天置業，深圳的房地產中介老板卷款跑了，將來勞務派遣難道就沒有逃跑人嗎，這個領域應該施以重罰，刑法應該在這里有所作為，否則的話市場永遠亂而不治”。姜俊祿則更關注于勞動刑法當中的工資拖欠問題，他認為“工資的拖欠無異于搶錢，比貪污還要惡劣，所以在勞動合同法當中或者是在現在國務院正在起草的工資條例當中，在工資的拖欠問題上要考慮用刑法的手段制止違法企業拖欠工資的現象。”

　　除了健全相關的機制以外，還需要相關的部門組織都切實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更加積極主動的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此，陳國慶表示，工會確實應當成為勞動者、職工利益的代言人，通過集體的力量平衡勞資雙方的不平等地位，勞動行政部門也應當切實負起責任來，進行監督檢查，對違法使用勞動者的行為進行處罰。法院應當為勞動者提起訴訟提供更多的便利，并在勞動者勝訴以后幫助其盡快的實現權利，建立有效的執行機制；公安機關、檢查機關也應當依法嚴肅查處侵害勞動者權益的刑事案件。

　　“蒙牛杯”勞動合同法有獎征文獲獎名單

　　2007年12月27日《規避勞動合同法是一條死胡同》，作者：胡子敬

　　2007年12月27日《內化法治精神比熟稔法律文本更重要》，作者：楊昀赟

　　2007年12月28日《勞動維權中的“不拋棄”與“不放棄”》，作者：伍聲梅

　　2008年01月01日《法律實施效果更值得期待》，作者：王根生

　　2008年01月01日《勞務派遣制度尚有完善空間》，作者：石毅

　　2008年01月01日《讓勞動合同法“硬”起來》，作者：林占發許艷明

　　2008年01月03日《從審判實踐看勞動合同法實施》，作者：馬軍李盛榮

　　2008年01月08日《勞動監察執法如何方能拳出有力》，作者：鄧婷

　　2008年01月11日《謹防企業直接轉嫁勞動合同法實施成本》，作者：張偉

　　2008年01月15日《勞動權益保護依賴制度合力》，作者：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