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高管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是“企業家要學法守法”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建立和健全一種制度——使所有的中國企業塑造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塑造一種愿意承擔責任的現代企業文明

　　文 本刊記者 阮加文

　　吳 英 2月10日被刑拘，離職前系浙江本色集團董事長；

　　敬克文 3月份被刑拘，離職前系四川綿陽燃氣集團董事長；

　　喬 洪 5月份被“雙規”，離職前系貴州茅臺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謝國勝 7月9日被依法逮捕，離職前系河南花園集團董事長；

　　王效金 9月10日被檢方立案偵查，離職前系安徽古井集團董事長；

　　孫樹華 9月10日被依法批捕，離職前系河南華林集團董事長；

　　陳同海 10月份被國資委確認“雙規”，離職前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周偉彬 11月29日被判有期徒刑3年，離職前系佛山金冠集團董事長；

　　龔家龍 12月份被公安機關認定涉嫌五宗罪，離職前系湖北天法集團董事長；

　　張曉光 12月4日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離職前系東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各種排行榜單粉墨登場的歲末年初，我們推出這份包含10位落馬的企業高管名錄，顯然不是指望以標新立異而引人注目。事實上，在過去的若干年里，我們不僅通過嫌貧愛富的財經媒體記住了這些普普通通的名字，也在福布斯和胡潤的中國富豪排行榜中漸漸熟悉了這些名字背后的鮮活面孔。

　　如果不是奇跡就是巧合，當人們發現落馬的企業高管名錄和名聞遐邇的富豪排行榜單總是重復著一些相同名字的時候，越來越娛樂化的胡潤富豪榜就仿佛一道令人生畏的魔咒：誰有幸走進胡潤的視野，誰就有可能大禍臨頭。

　　落馬的標準

　　在中國的財富游戲中如魚得水的胡潤當然不能悟透企業家所謂機緣，也不存在什么先見之明。他編制的富豪榜單雖然并不全是嘩眾取寵，但對中國的富豪而言既不是一種認可也不會是一種榮譽，它只是某一個時期以胡潤的統計方式羅列的一份中國富豪財富名錄。我們旗幟鮮明地把“2007中國企業十大落馬高管”榜單與胡潤的富豪排名相提并論，是因為兩者間這種隱蔽而復雜的關系讓我們深感不安，并且希望借此激起人們更多的探討與追問：有多少腰纏萬貫的企業經營者可以逃避胡潤的魔咒？擁有巨額財富和遵守法律是不是不可調和？究竟是什么東西常常使我們的企業家在要么觸犯法律要么葬送企業前途之間作出無奈的選擇？

　　我們并不想背負“媒體審判”的名聲。在2007年最為失意的眾多企業領導人中間，《法人》嚴肅挑選出的10位企業高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經受到法律的規制，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們都因為和法律的齟齬而不得不中斷曾經給他們帶來財富與名聲的營商生涯。對于這些聲名顯赫、一度在各自領域呼風喚雨的人物，在2007年一定有著相同的內心感受——不管他們如何熱情地憧憬過自己的錦繡前程，但絕對沒有想過作為商界精英會在農歷狗年黯然謝幕。

　　和許多排行榜編制者的初衷不同，《法人》把握上榜人物的標準，除了考察這些失敗的高管在其所在公司、行業乃至更廣泛的領域所擁有的影響力之外，還會認真思考其在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走向法治過程中所具備的標本意義。

　　謝幕的背后

　　《法人》首先關注的是那種“商界奇才”——他們一開始囊中羞澀，但在極短的時間里卻擁有了萬貫家財和看上去實力雄厚的產業集團。作為私營企業，卻與地方政府或者官員保持著十分親密而曖昧的關系。孫樹華、謝國勝、龔家龍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個締造了華林神話，一個構建了花園系列，龔家龍則成為中國民營石油企業第一人，并且都在不到10年的時間就登上了萬眾矚目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孫樹華們盡管學識淺薄，有的甚至目不識丁，但有一點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項目，有急于賤賣的國有資產，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銀行則有用不完的錢。

　　善于投機取巧的私營業主于是將自己商業戰略的絕大部分用在了討好政府官員上，而某些官員也樂意用手上的權力換取老板或明或暗的賄賂。這無疑折射了中國經濟環境非常獨特的一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是外國投資和大量的政府支出，而不是創新思想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新興企業。政府的作用對于一個企業的發展是如此重要，以致有那么多的孫樹華們習慣于把眼睛盯著政府而不是市場，習慣于捕捉由權力帶來的各種機會，習慣于謀取特殊資源而一夜暴富。唯一不習慣的是，在市場競爭中贏得企業的品牌和茁壯成長。

　　完全由一個人實施統治的企業落馬高管同樣是我們選擇的重點，這是典型的“一個人企業”。不管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私營部門，這種獨裁的管理模式都相當普遍。這些企業老板不是國王，在企業里卻擁有國王一樣的權威。他管理企業的方式就像一位精明的父親管理家庭——安徽古井集團的王效金、四川綿陽燃氣集團的敬克文可能是最好的闡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古井集團的成長和壯大都是一個奇跡，它展示出一個擁有自信、決心、專斷和遠見的企業領導人可以取得什么樣的成就。而對于敬克文而言，如果沒有管理層與企業產權之間的制度性安排，將因“濫用職權”而獲罪的國企高管肯定不會只有他一個。

　　值得人們品頭論足的顯然不只是王效金涉嫌受賄而被捕。王效金的受賄動機依然像過去那樣難以猜測，但讓人更沒有想到的是，他精心打造的管理模式盡管一度成為古井集團引以為傲和極力捍衛的財富，然而在王效金突然離去之后，這一筆財富卻使整個集團不堪重負。古井集團的戲劇性命運可能再次表明，一方面，那種“一個人的公司”由于專制管理而使權力失去監督，從而毀掉“一個人”；另一方面，這種依賴一兩個人的聲望和意志維持運轉的企業注定會危險重重——不管有多么優秀，它的成功只是源于英雄式領導的推動，既不能復制，也無法成為學習的經驗，而且當“英雄”不幸倒下之后，它的商業帝國頃刻間將搖搖欲墜。

　　即使沒有大小媒體和各種傳言的渲染，陳同海、喬洪、張曉光的名字也一樣可能家喻戶曉。他們作為樹大根深的國有企業掌門人和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代表，其一舉一動都牽動著無數人的目光。毫無疑問，這種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對他們的個人魅力和品德都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在商業原則和官僚主義之間，他們很多時候離后者更近。他們一旦獨攬大權，一個人的思想就可能決定整個企業的制度與沉浮，所以國有企業的最大不確定性不是誰來擔任領導人，而是領導人在企業中到底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在這些長期受到政府關照的國有企業里，管理者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利用政府資源甚至公權力進行經營，獲取利潤，承擔社會責任，因而基本算不上參與市場競爭。對國有企業的高管而言，諸如廉潔、自律和崇高的道德感這些官員必須具備的品格反而顯得更加重要，因為他們在享受官銜的同時，還可以支配堆積如山的金錢財富。內心深處的貪婪一旦結合了官員權力的放大，毀滅也就不遠了。

　　國有企業是大眾公司，更是我們這個特殊社會的平衡器，它應該由中國最精明、最廉潔的精英們實施管理，這一點永遠都不會改變。在不計其數的國企領導人隨時可能采取自私自利行動的非正常時期，一切國企都太需要一種完善的治理結構了——既有嚴格的權力制衡與監督，又從不缺乏蓬勃的活力，這樣的一大批國有企業才能真正不負眾望。

　　法治要多久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但并不是所有的經濟體從一開始就能實現法治的目標。這種制度性缺陷不但使得暴富神話常常成為可能，也在不斷地引誘一些最缺乏德行的企業高管滿懷僥幸、以身試法，輕而易舉地攫取巨額的不義之財。

　　在這些風光無限的富豪背后，往往是一個負債累累、迷失了方向并在無法無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的公司。在一兩天內就被中國人快速熟悉的名字，也只有掌控這些公司的老板了。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很容易讓他們名噪一時，并且可以讓他們進一步利用這種炒作而來的名聲賺得盆滿缽滿。但他們的春風得意往往維持不了多久，因為某個時候在打盹的法律總是習慣于被來路不明的巨量財富所驚醒，吳英、周偉彬在歡天喜地的登上福布斯榜單僅僅幾個月之后就已鋃鐺入獄。

　　如果說吳英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算得上是一種冒險而刺激的金錢游戲，那么頭頂“中國涂料大王”光環的周偉彬涉嫌偷稅，則是自作自受的暴富噩夢。據說吳英在舉步維艱地經營一家美容院的時侯，就信奉生意即是金錢游戲的法則——小生意就是和小人物玩的游戲，大生意就是和大人物玩的游戲。這當然不是只有中專學歷的吳英的獨特發現，在新千年剛剛降臨的時侯即在國際金融圈內流傳甚廣的這一法則，在今天可能提醒我們，中國企業高管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是“企業家要學法守法”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建立和健全一種制度——使所有的中國企業塑造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塑造一種愿意承擔責任的企業文明。

　　擁有了這樣的企業發展思路，我們的落馬高管排行榜才會變得毫無前途；擁有了這樣的企業發展思路，那些已經黯然離去的高管的悲劇命運才具有了警示意義——對于正在大膽追求個人與公司利益的創富者而言，如果說過去的歲月給他們留下了什么，那就是經驗、聲望和投機取巧的智慧并不總是靠得住。因為，他們深深地認識到，他們正從一個時代的暮色走向另一個時代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