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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自己背的一瓶氧氣留給了鄔宗岳，打開結組繩，拿著報話機，獨自追趕前面的副隊長。后來，鄔宗岳再也沒有回來，就犧牲在了那里。

　　當時地面都是裸露的巖石，看不見前面隊友的腳印，我不知不覺站在一個懸崖上。當時腦袋“嗡嗡”作響，幾分鐘之后，慢慢地使自己鎮靜下來，尋找離開的方法。正好在我前方不遠處有一條裂縫，我順著裂縫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正好副隊長和隊友們就在前面。

　　接著，我們很快就到了8600米突擊營地，準備第二天突擊頂峰。

　　就在這時，突然狂風大作，大風夾著雪粒，寸步難行，我們被迫在突擊營地等了兩天三夜。當時所帶的食品、氧氣和燃料都耗光了，只有靠吃雪來補充水分。有的同志支撐不下去了，我們只好下撤。當時非常不情愿，離頂峰就近在咫尺了。

　　《財經時報》：您的雙腳就是在下撤的時候凍傷的嗎？

　　夏伯渝：在下撤途中，我和三名藏族隊員結成一個結組。在下撤到7600米的那個晚上，有一名叫小次仁多吉的藏族隊員因體力消耗太大，休息的時候解開了背包，在站起來后背包就滑落山下，丟失了自己的睡袋。當時他凍得蜷縮成一團，我就把自己的睡袋遞給了他。當時實在太累了，我也沒有多想就在零下二三十度嚴寒和高度缺氧的環境下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四人從7600米下撤到6500米的營地時，我還給留守營地的工作人員講山上的情況，但到了晚上準備休息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高山靴脫不下來了，幾個人把靴子鋸開后，才發現自己的腳凍傷了，已經毫無知覺。

　　《財經時報》：在您治療凍傷的過程中，你得知父親病逝、又失去了雙腳，您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

　　夏伯渝：那段日子是我最難忘的，遭受的打擊太大了。在我登珠峰的時候，父親因病不幸去世了，最后一面也沒能見上。母親發電報給大本營，通知隊里不要讓我知道，讓我安心登珠峰。

　　由于凍傷情況嚴重，不得不截去了雙腳。“我最喜歡的就是運動，身體器官沒有哪個，都不能沒有雙腳！”

　　我不甘心在輪椅上度過一生。即便登山使我失去了雙腳，但從我身體的素質來講，我認為自己比較適合登山，這次之所以沒有登頂，不是我本身素質的原因，而是因為凍傷，而凍傷的原因又不是我的抗寒能力不強，所以我不服氣，再加上登山時的冒險性和刺激性也使我喜歡上了登山。

　　無腳登山更能鍛煉人的意志和拼搏精神，所以我決定無腳再登珠峰。

　　《財經時報》：在您安上假肢后，又因為傷口不愈，而發生了癌變？

　　夏伯渝：是的。當我第一次穿上假肢重新站起來的時候，我心想這是邁向珠峰的第一步。當時假肢的技術不是太好，為了盡快的適應，截肢的末端經常會被磨破，為了堅持鍛煉，傷口長期不愈合，十幾年如此，最后卻導致了癌變。我和死神打過交道了，一點都不恐懼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為了理想去奮斗一天。”

　　我喜歡運動，即便是殘疾人運動，因為每一項殘疾人運動都是根據殘疾人殘疾部位的不同而設定的，所以很適合殘疾人參與。因為自身的素質和訓練的刻苦，在國內、國際的殘疾人運動會上獲得多枚獎牌。這也增強了我的信心。

　　《財經時報》：您為再次登山做了哪些準備？

　　夏伯渝：我一直沒有放棄鍛煉，當年沒安假肢的時候，就在病床上綁沙袋進行腿步練習。現在，我每天5點起床，進行肌肉和耐力訓練，上下班都是騎車，來回有兩個多小時，仍然堅持冷水浴，現在身體狀態十分好，癌癥也得到了控制。

　　《財經時報》：是什么讓您再次燃起登珠峰的勇氣？中國殘疾人登山事業發展的如何？

　　夏伯渝：今年5月，雙腿截肢的新西蘭人馬克·英格里斯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更加增添了我登珠峰的信心。雖然我失去了雙腳，但我還想為祖國的登山事業做點貢獻。

　　目前，國外的殘疾人登山活動非常常見。殘疾人從事登山活動，也標志著一個國家的文明和發展程度，體現了社會對殘疾人的關愛、支持和理解，也顯示出殘疾人的自強、自尊和自信。目前，在我國還沒有開展殘疾人登山活動，我想開創我國殘疾人登山的先河，使我國的殘疾人登山事業步入正軌，也使我能夠最終實現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