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心

　　本報記者 鄧心

　　小產權房無節制地利用政策擦邊球大搞住宅開發，已經動搖了糧食安全的“地”基　　

　　已經存在十多年的小產權房問題，在今年下半年曾一度達到關注高峰，有消息稱，北京在售住房中有五分之一為小產權。成都、濟南等地也都出現了大面積連片建設的小產權房。

　　就在市場對小產權“農轉非”樂觀情緒進一步蔓延之時，國務院發出禁令：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小產權房。

　　土地流轉 試點之火

　　12月11日，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依法嚴格管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嚴格執行農村一戶一宅政策。這就意味著，喧囂一時的利用“新農村建設”之名，大批建造的小產權房失去了其“打擦邊球”的政策背景。

　　期待中的星星之火并未燎原，此前陷入真空狀態的小產權疑慮，最終以嚴厲禁止而告終。

　　事實上，從今年6月底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的一紙叫停，令小產權房的命運就變得難測起來。

　　依照我國現行法律，建設使用農村集體土地，法律規定只有4種情況：一是農民的宅基地；二是農村公共設施的用地；三是農村興辦的村辦企業或者聯營企業；四是根據擔保法，使用農村集體用地抵押權實現的時候可以允許。

　　除此以外的開發利用，都是現行法律所不允許的。

　　但樂觀的市場預期者認為，中國很多改革措施都是自下而上做起來的，建國以來，土地制度一直在進行或大或小的改革，盡管土地改革的推進確實非常困難、緩慢。但始自上個世紀50年代末的將農地承包給農民的制度，直到2002年才由一部農地承包法確認身份，前后用了46年時間。

　　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一直都小規模地存在著，蘇南和蘇北就曾經用土地指標交易的方式來配置建設用地。但2004年

宏觀調控、關緊土地閘門、嚴查指標交易之后，類似的做法幾乎消失了。

　　之后，重慶模式漸成焦點。“在保證土地總面積不變、耕地性質不變、糧食產量不變的前提下，突破土地管理和使用問題，把土地流動起來�！边@些改革舉措曾被專家稱之為“將帶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土地革命”。

　　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介紹說，其實國土資源部從1999年就開始試點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首先在安徽蕪湖取得較好成績，但國土資源部并沒有推廣，而是在不斷地總結經驗，以期在適當的時侯，提交國家立法機構，通過立法來解決。

　　小產權之惑

　　盡管小產權房的存在，有助于解決低收入者的購房需求，在實現農民土地的經濟效率上，也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與現行法律的沖突，持續熱銷的小產權房，在解決了大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安居問題時，并未能淡化關于它的“七宗罪”：占用耕地、破壞農村環境、失地農民無以為生、破壞整體規劃、擾亂

房地產市場、滋生村干部腐敗、漠視法律……每一條罪狀都將這個房市中的異類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為此，國務院曾派出調研組進行專項研究，學界也就此展開廣泛討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認為：“盡管城鄉土地流轉中孕育著發展的大機會，但針對建設用地轉讓權的改革，難度更大。我并不樂觀�！�

　　我們無法猜測，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CPI暴漲，小產權房及城鄉土地流轉是否會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但至少此前的2006年10月，國務院要求“18億畝耕地保有量死守到2020年”的聲音并沒有太深刻地觸動公眾神經。

　　然而次輪CPI上漲，終于讓公眾發現，糧食問題竟然已是世界性難題，在全球氣候變暖和生物能源發展加快的共同推動下，9月份國際市場玉米和小麥價格分別比上年同期上漲44.5％和112.1％。更嚴峻的是，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這一狀況都不會得到大的改善。在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在應對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一些國家已經上調了出口稅率，主要用于控制本國農產品出口。

　　現在公布的數據是全國耕地還有18.27億畝，只是略高于“18億”這根紅線。而經濟建設、

城市建設等各個方面需要相當數量的土地。“守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庇纱顺蔀榇溯喚o縮調控中一記重錘。

　　十年后誰來種地

　　如果說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從源頭上保障了糧食供應的基礎的話，穩中趨快的城市化進程則又為糧食安全問題打上了問號。

　　在各級政府的主導和推動下，城市化步伐明顯加快。城市化進程與經濟增長形成了相互推動的巨大力量，數據顯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百分之十來自城市化過程。

　　由于打破城鄉壁壘，為工業化高速發展提供了條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一大批發達的城市群和城市帶應運而生。而與之相對應的卻是土地無人耕種，和沒有“新農民”接班的問題。現在農村30歲以下的勞動力95％以上不愿意種地；55歲以下的除了沒法外出打工不得不留守家園外，90％以上的不愿種地；20歲以下的年輕人，根本就沒有種地的意識。當“老農民”老得種不了地的時候，10年或者20年后，誰來種地？

　　據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專項調查表明，目前中國農民的收入及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落后十年左右，近年來中國已有兩億多農村剩余勞力進入城鎮，面對日益提高的打工收益，究竟是養豬、種地還是繼續“漂”在城市？

　　如何解決比較效益將有可能是未來政策的重點。黨中央、國務院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取消農業稅、糧食直補、退耕還林補助、農村低保、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無一不是為了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

　　“人口紅利”帶給中國的經濟奇跡，正面臨著悖論，在城市化與糧食安全的這場暗戰中，小產權房問題僅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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