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包克

　　作為《財經時報》的一名的忠實讀者，我有幸被邀請參加了《財經時報》在10月16日于上海組織的《環境：關心與責任分擔》論壇，參加論壇的嘉賓不約而同地認為，企業在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過程中，不僅要表現出關心，更需要分擔具體的責任。

　　我認為，在環境問題上，企業主動分擔責任，不僅是企業的商業道德，更是其基本的義務。

　　記得在兩年多前，一經濟學家在《光明日報》發文，稱企業社會責任的“三大內容”是納稅、就業和提供產品。而在有關國際組織的權威文獻中，企業納稅、提供就業和產品至多屬于“遵紀守法”和履行“最低的義務標準”。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早說過，“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內，利用它的資源從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

　　但這兩個說法都是把企業“最低的義務標準”規定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都忽視了雇員利益和環境等“外部性”問題。

　　弗里德曼在規定企業的社會責任內涵時，前提是“法律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在這個前提下，弗里德曼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是可以與時俱進的。例如，據統計，自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超過39個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企業不僅要對股東的利潤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其包括國家、政府和雇員、環境等等。在這種新的法律規章制度下，弗里德曼的“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有新的內涵。

　　聯合國的文件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包括：“一個公司應該對其經營后果負完全責任，這包括直接影響，也包括間接的負面影響。”比如環境問題就是典型的一例，事實上，最近幾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幾年全球環境的明顯變化和惡化，與人類生產活動，特別是制造業、交通業企業的生產活動加劇有直接關系。

　　企業社會責任實際上是企業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它通常包括環境保護和勞工權利等內容，在社會上顯示著公司的公民形象。聯合國的《全球協議》就是號召工商界的領袖們帶頭實行企業社會責任，目的是“給世界市場以人道主義的面貌”。不然，資本全球化帶來的環境污染、血汗工廠制度、不公平競爭和行賄腐敗等，將源源不斷給反全球化力量提供口實，到頭也最終影響企業和資本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講，用企業“最低的義務標準”偷換“社會責任”，不僅不能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