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在“2007財經中國論壇”發言。（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矛盾

　　主持人：劉老師提到收入分配，我們知道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通過財稅政策完成的，這個時候看到兩個問題，第一這幾年財稅的調整力度是相當大的，不管對企業還是個人，反過來我們稅收收入是逐年增高，第二您談到地方在招商引資這一塊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相當大，還有一個重要的投資地方政府賣地，這也是非常大的一塊，這一塊可能對地方的投資會有一定的影響，您怎么看這樣兩個現象，關于稅收這一塊的。

　　劉偉：稅收我們從98年以來，我們開始采取一些減稅的措施，特別是2004年以來，我們的稅收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一個基本傾向實際上是在盡可能的降稅，我們04年1月1號新的

出口退稅辦法還是執行，對出口企業來說這是一個減稅的一個規范。

　　主持人：尤其是符合產業導向的。

　　劉偉：對，

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我們開始上調，農村居民的農業稅先減后免，基本都免掉了，企業的所得稅，特別廣大內資企業的所得稅，我們強調內資外資統一，過去33%降到44%，這個政策導向是對內資企業來說重要的所得稅的減免信號。增值稅我們開始從去年8月我們實際上在東北地區實行了，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特別對于資本投資密度大的，固定資產設備投資多的企業來說，對它的增值稅是很大一塊的減免。

　　這些措施表明我們很強的稅收上的減免措施，當然有一個背景，其中很重要的背景，我們這些年從統計數據顯示，我們財政收入常年高于GDP的增長速度，不只一般的高，20%以上，GDP也就是10%的樣子，連續這么多年，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樣使得財稅，特別是中央財稅超收的部分是非常顯著的。現在中央這級財政超收的部門是我們原來，特別是1994年采取分稅制改革的時候所沒有想到的那么大。

　　大部分省級稅收也還可以，地級市可能是平平，到縣和鄉，越到基層我們政府的財政相對于越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我們的稅制，稅收，到了市鄉基層政權，縣，如果財政困難的話，他們是直接面對企業的，特別是一般的中小企業，你想想它地方政府困難了，地方政府和中央談判的時候處于劣勢，但是和當地政府談判的時候屬于強勢，所以中國的企業稅負環境是很惡劣的，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稅收制度的改革和調整，自然要有鞏固加強基層政權的財稅基礎的傾向，要給企業更寬松的稅收環境的追求。

　　這個措施來說，實際上從稅收方面我們是在刺激需求，擴張性的財政收入政策，這一點是一個很客觀一個基本事實。就這塊來說我覺得從收入政策來說，是在刺激需求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講財政收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貨幣緊縮政策上方向和效應上是有矛盾的。

        宏調出現周期與反周期雛形

　　主持人：既然在免稅是總趨勢，財政增長仍然非�？�，這是一個反差，為什么？第二，基層剛才講的，市縣一級的地方政府，把企業這塊的稅不斷往下調，中央給它的財政收入支持又沒有很大的漲幅，這樣會不會迫使他把很大的部分轉到招商引資，還有通過轉讓土地，我們知道農民并沒有從土地轉讓中獲得受益的，點對點的和農民談判拿地，賣地的時候用市場化的方式賣地，很有可能成為非預算外的收入來源。

　　劉偉：你這個問題非常好，土地問題是中國的一個大問題，不僅涉及到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的問題，從歷史看，現在看未來看，土地問題是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這一塊，實際上構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地方政府的很多的一些財政性的支出，甚至日常性財政支出都建立在土地轉讓收取的費用上。

　　我們現在有所變化，雖然我們沒有收上來，一個土地審批權我們上收了，但是出讓資金這一塊要求地方政府納入預算，納入統一的監管和監控，力圖把它規范化，這一塊是過去地方政府重要的政府的經濟基礎，作為財政的補充，同時又很不規范，差別也很大，在這里頭，我是這么想的，為什么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應當怎么辦？第一，有這個問題的發生，是地方政府本身要實現當地發展的一個客觀要求，有它的客觀性，為什么呢？典型地說，或者我們極端地說，中國地方政府這些年的改革，改來改去我們地方政府，我屬地的，有的沒屬地另說，地方政府越來越像個公司，因為什么呢？公司的行為目標肯定是盈利最大化，你辦的是市場化，我們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標越來越是地方收入最大化，和公司沒什么差別了，這樣的話，伴隨著改革我們的權利基本上是向下轉移的，權利轉移的同時責任也是向下轉移的，各地方政府城市的社會發展，社會保障、基礎設施，人們的生活環境，上級和社會對你的政治、行政、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要求，在經濟上你越來越不要指望中央財政向你那兒轉移支付，大部分要靠你自己去掙錢了，既然自己掙錢了的話，無論如何掙不來錢，地方發展目標都無從談起的，我不是說掙了錢就能把這些目標實現的，但是沒有錢這些目標是斷然實現不了的。

　　地方財政收入怎么來？讓銀行投資不給它錢，中國有的現象，中國當地的儲蓄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當地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這三者之間高度不相關，這和經濟學常識不一樣，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是垂直的，在當地吸納了錢之后拿走了，到總行在全國運作，甚至全世界范圍運作，沒有一個體制保障，我在當地吸納的儲蓄有一定比例的在當地轉化為投資，所以各地方經濟比較，從銀行拿不出錢，因此各地方的投資增長速度和各地的土地增長率之間沒有多大的相關程度的。

　　從銀行拿不來錢，從財政拿不來錢，只有一條路就是招商引資，拿什么招？說來說去就是土地，它就要把生地做成熟地，一定要做土地，所以修橋鋪路，給水給電，征地、評地，都是以土地開發作為基礎的，把它打包，作為市政開發建設的項目由地方財政去擔保，拿到銀行去做抵押去貸款，一定是這樣。

　　所以土地出讓金這一塊，既是構成我們地方政府財政不足予以補償的資金來源，又是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地方發展的必然結果，只有這樣做把土地拿出來作為跟人家招商引資談判的籌碼。

　　主持人：所以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熱、緊縮，再熱再緊縮的關系。

　　劉偉：實際上有了獨立的經濟目標當中，在宏觀調控當中，中央和地方之間已經逐漸開始形成一個周期和反周期的雛形。

　　主持人：怎么說？

　　劉偉：比如說是這樣的，中央覺得前幾年經濟太冷了，內需不足，市面不活，資金周轉速度企業普遍有問題了，失業率嚴重了，這樣中央可以開中央全會，可以命令他們，貫徹中央的精神和決定，要求他們擴大投資和內需，積極拉動項目，這是個行政關系，但是地方政府回去之后，你中央命令我上不了，第一財政沒錢，第二銀行不給我錢，所以他就靠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和他所要招商和引資之間是個市場關系，人家到不到你這兒投，就看你們之間的談判了，你拿什么動員來表達你的誠意呢？沒別的，就是土地，我給你一塊地，我給你做得很好，很便宜，這是硬件，我還給你修路，我還給你配水，我來負責拆遷，我來負責征地，筑巢引鳳，再給你提供一條龍的政府管理環境，再給你一個文化上的尊重，你來我給你的政協委員，這種事我們很多地方政府做的駕輕就熟，人家決定到你這兒來，但這是有一個過程的，不是那么簡單，所以形成一個什么呢？當中央覺得經濟不足的時候，可以通過行政命令的辦法部署戰略意見的辦法，可是地方政府回去沒有能力上，要和招商引資這些對象進行反復談判，各地的商和資紛紛進入各地方經濟了，一旦進入之后，總盤子又大了，中央一看宏觀局面過熱了，中央可能又會要求各地方政府開始緊縮，開始下，這個時候形成了地方政府下不來了。

　　等地方政府上去了，中央政府又讓它下，又下不來。因為進入有壁壘，退出一樣也有壁壘。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松緊搭配是當前最佳選擇

　　主持人：我們最后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劉老師，您剛才提到財政，我們財政這幾年都是擴張性的，從明年趨勢來看，短期內是很難緩解的，我們在貿易順差這一塊太大了，包括央行自己也承認了，流動性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表明央行的態度很明確，新的一年它還會緊縮，尤其對流行性這一塊，但是我們看財政收入，包括今年的赤字不知道會擴大還是縮小，但是還是一個擴張性的財稅收入，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今年會怎么延續下去？您能不能給我們做一個展望？

　　劉偉：我估計財政支出政策繼續采取擴張政策是必要的，我覺得規模都不可能比上年減少，這是從支出，財政收入政策，剛才我們講了，這種減稅的政策恐怕在今年不可能有所逆轉，因此我總的感覺，07年的財政支出繼續保持擴張性的走向這是一個很客觀的。

　　貨幣政策來說，剛才講流動性過剩還是很大的，還要考慮到前些年實際上是在流動性陷阱已經基本形成的情況下，繼續給你增大過剩的流動性，這個事情很麻煩，我們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數目相當大，這里原因很多了，有信貸本身的原因，特別你像我們知道03年、02年當時我們信貸增長比較快，也有外匯帳款的問題，涉及到國際收支，我們06年這幾年的順差基本說都是以上千億，我們累計的外匯儲備也是過萬億了，不敢說是世界第一，但至少也是排在世界肯靠前的了。

　　主持人：就是世界第一。

　　劉偉：這樣

匯率體制不變，匯率水準不大幅條件的話，這種情況下兩個選擇，一個選擇你改變出口導向的戰略，我們中國這么多年改革開放，一直是在價格觀上，在實際利益的爭取上，對出口是積極支持的，帶有很深刻的價值傾向的，努力創匯，包括引資的時候我們也要求有外銷的指標，我們出口的企業也給予大量的扶持等等，你現在敢不敢改變出口的戰略？如果不改變這個，貿易順差。

　　主持人：在我看來，現在投資上不去，消費起不來的時候，出口還是不敢動。

　　劉偉：因為失業是大問題，再一個你動匯率，你人民幣本幣升值，會影響到出口，問題是這樣，我們中國的匯率不是個市場匯率，還是一個行政管制匯率，特別是基準匯率還是行政管制，要改變國際順差這么大，你要動就是40%、50%、甚至60%以上提高人民幣本幣的價值，由此帶來的其他成本太大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尤其是出口企業恐怕根本承受不了，所以不敢動。

　　也有人提出我不大幅度動匯率，我多進口，進口的問題在那兒不是說我們能決定的問題，不是口袋里裝上錢，我現在錢多，我沒事我買炸糕吃，我買棉帽子戴，首先人家賣不賣給你的問題，我買一般技術含量的問題，人家賣給你，我真要買高科技含量的東西，特別是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不賣給你，所以進口不完全是我們能決定，你那破爛貨，你這個礦泉水我進口它干什么，我國內能生產，小娃娃，我還是進口你這個東西，我自己生產比你那好。

　　我還要大量進口你那個干什么，我真要進口的就是我自己確實不行的，往往是高技術含量，人家不賣給你，通過進口改變我們國際收支的局面，有些因素不是我們能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短期內像這種國際收支失衡，外匯儲備很難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過剩的局面夠很難根本緩解，很難根本緩解的情況下，銀根緊縮，或者貨幣政策收緊，這是客觀的。

　　所以財政和貨幣政策在07年松緊搭配這個原則我覺得還是屬于必要的，就是財政松一點是擴張性的，貨幣緊一點，我覺得這個是正常的，也是符合我們現在需要的，一般經濟不要到非常時期的時候，財政和貨幣最好不要雙緊或者雙松，通常情況下，松緊搭配是一個矛盾暴露的不是特別尖銳，失衡的方向不是特別明顯的時候，是常用的一個政策搭配準則，我們提醒的是什么，松緊搭配一定要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什么意思呢？你的財政政策，我們繼續采取擴張，不是單純政府行政的決定，而是建立在公共財政體制的轉型，這個基礎上。你的財政是提供給公共品，而不是一般的私人產品，你的財政原則是中性原則，對所有納稅人提供普遍和公共服務，不是歧視性原則，不是只對哪些納稅人提供服務，排斥其他納稅人應有的公共服務，你要提醒你的中性原則。你的財政政策的決策要體現民主和法制的，也就是公共選擇的原則，不是少數個人集權的這樣來體現大多數利益和意愿的原則。

　　也就是說我們財政政策的現在的松也好，也許未來什么時間緊也好，是政策選擇，建立在職能是公共品的職能，服務對象是中立性的原則，決策過程是公共選擇的過程，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確實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和決策過程，這樣才是符合現在要求的。

　　同樣貨幣政策如果是緊，也需要建立在中央銀行越來越真正獨立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越來越是獨立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基于體制基礎上獨立的貨幣選擇，這樣的話出現松緊搭配，財政在松，貨幣在緊，那是我們非常令人驕傲和慶幸的一件事。

　　怕就怕在政策選擇不是建立在金融制改革基礎上，是一種帶有被動的，盲目的無奈的選擇，那就很有危險。

　　主持人：我們講財政和貨幣協調也是難題，按照劉老師的觀點說，在現階段如果能保持剛才所說的前進的狀態下，這樣的松緊搭配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

　　劉偉：對。

　　主持人：把最后的時間留給媒體的朋友�？纯茨阌惺裁磫栴}。

       北京文化創意產業規模仍然不夠

　　記者：我想問一個首都北京的問題，您剛才也談到了，我們的環境還有物價的民生的方面有一些挑戰，我想問一下，作為北京如果我們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包括這些綠色的產業是不是能真正改變我們北京的環境？我們是不是非常必要發展類似的產業，是不是最終能改變我們北京的環境？

　　主持人：劉老師也是我們北京市政府的顧問。

　　劉偉：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或者綠色自我循環產業等等，伴隨著我們執政等把科學發展觀的提高和強調，越來越重視，我想北京也是在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結合北京作為首都，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歷史提出它的選擇。

　　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就北京的經濟結構如何選擇的問題，北京的關于產業和經濟結構的問題一直在討論和探索，前些年我們還在討論，北京要不要發展制造業的問題 ，當時我們也提出來，四大現代制造業，包括汽車，包括醫藥，包括光機電一體化的產業，當然這里有爭論，現在提出來的文化創意也好，綠色GDP所要求的產業也好，說到底還是一個北京的產業結構的選擇問題，我是這么想，北京的產業結構選擇，恐怕第一要考慮首都的功能，首都是干什么的，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城市。

　　第二，我們講，考慮到資源的因素和環境的代價。

　　第三，要考慮到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之間的關系。

　　北京勞動力不少，北京說老實話，從北京城里開車出去，你開上一個多小時，可能遇到村里的人，甚至有文盲和半文盲，這樣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因此我覺得像文化創意產業和綠色產業，綠色產業考慮到環境問題，是北京發展的元素，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考慮到這個的重要性。

　　作為文化創意產業可能更符合北京的優勢，因為北京與其說是經濟中心，不如說是政府和文化中心，這個方面無論歷史和現實，國際社會對它的要求來說，各種文化創意產業既有它特殊的機會有它特殊的市場也有它特殊的資源，這是一個方面，但另外一個分析，偌大個北京，將來的產業，主要的希望是建立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我覺得也可能太脆弱了，恐怕還是要有一個現代產業群落支撐著，文化創意產業是北京作為現代化建設中重要的產業群落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可能能夠成立。

　　但是以此更多忽視和排斥其他的現代產業可能就值得討論。

　　記者：現在已經有制造業的搬遷了。

　　劉偉：大規模的搬遷，這是高耗能，高污染我們在外遷，外遷對北京市的經濟損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知道對北京發展成本的降低可能更大，這個恐怕是一個明智的，也是客觀的選擇。

　　記者：這個產業都適合，但不一定是支柱。

　　劉偉：對，文化產業可能更適合，但不一定是作為支柱，位置怎么擺，整個戰略結構怎么選擇？文化創意產業在北京有優勢，但是發展和北京的資源來說極不相稱，很落后，實際上中國的北京的文化創意產業遠遠沒有產業化，甚至沒有正規化，有些很多是非正規的活動，都沒有成為一個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同意現在是大力地振興和扶植發展北京的文化產業，因為你現在的資源條件和各方面創造的社會環境，文化創意產業和這個條件根本不匹配，但是即使發展起來今后文化創意產業是不是成為北京的主要的支柱產業，這個我說不清楚，如果那樣子的話，北京現在瞬時人口高峰的時候能達到1700多萬。某一個時點這一下，除了常住人口還有很多流動人口，又作為首都，要求產業結構可能要生動和豐富得多。

　　主持人：我們看到今天我們最早從高增長低通脹入手，從價格問題入手，談到了環境的隱性成本，談到了消費內需，為什么拉動不足，劉老師又談到了稅收，緊接著我們談到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劉老師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我們上了非常生動的經濟學的課，非常感謝劉老師能夠跟新浪網友一起分享您關于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很現實的經濟問題的真知灼見，感謝劉老師。

　　這里也對明天的活動做一個預告，我們明天做客財經論壇的老師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老師，也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們新浪網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共同組織的“2007財經中國論壇”，再次感謝劉老師，也感謝媒體的支持，我們明天再見。

　　(本次聊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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