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海開發決策出臺的幕后故事

　　○ 中國投資記者 魏剛

　　在海河沖擊平原的盡頭，有一片寸草不生的鹽堿地。10年前，誰也無法預料，這片2270平方公里的鹽堿地會給天津帶來怎樣的機遇。然而10年后，這片貧瘠的土地正被天津人寄予了無限的熱情與期望。

　　空客320總裝廠房、百萬噸大乙烯、東疆碼頭、北疆電廠，這些宏偉的項目不僅會吸引環渤海的目光，也將吸引華北甚至整個東北亞的目光。隨著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決策的出臺，天津濱海新區正在成為北方開放的橋頭堡、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為此，記者往返于天津濱海新區與中央有關決策部門，梳理出這一決策出臺的前前后后。

　　與機遇失之交臂的20年

　　在近代史上，天津地處京畿門戶，歷來就是北方的重要通商口岸與金融中心。新中國成立后，直轄市的地位讓天津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機遇。在那個時代，天津成就了一批消費者熟知的名牌產品。

　　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天津的光輝也漸漸暗淡，在整個中國經濟的大棋盤上，變成了一顆無足輕重的棋子。而與此同時，1979年春天，鄧小平同志做出了在南部沿海建立改革開放特區的重大決策。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特區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以深圳為龍頭的珠三角地區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極。

　　1984年，經歷了8年震后沉淪的天津，迎來了第一次機會——天津開發區成為中國首批國家級開發區。當時，天津開發區真正實現“三通一平”的土地不過2平方公里，簽約企業也僅有41家，投資總額不足8000萬美元，投產企業僅2家，年產值區區3872萬元。

　　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鄧小平同志在天津視察，其中一個講話在天津廣為流傳:“你們在港口和城市之間有這么多荒地，這是個很大的優勢，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并揮毫寫下“開發區大有希望”。

　　在這樣一個發展機遇面前，天津為何沒有趁勢而上、卻與其失之交臂呢？當時，天津也曾向中央提出了希望能夠獲得深圳特區那樣的優惠政策和開發開放地位，但由于改革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區，而且天津的經濟實力和軟硬件環境都還不具備全面開發開放的條件。1979～1986年，天津的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5%，這個速度低于全國9.5%的平均水平，甚至連一些內陸省份都不如。因此，濱海新區就從國家戰略的視野中消失了20年。

　　重振天津工業建設濱海

　　1990年，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做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決定。隨著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的建立，浦東作為長江三角洲的龍頭迅速崛起，并帶動整個長江中下游流域一起騰飛。從深圳到浦東，改革開放正從南往北穩步推進。

　　“深圳速度”、“浦東變化”讓天津人開始思考新的發展方向。對濱海新區的關注最初的想法來自天津工業重心東移。在1993年底，當時天津市委市政府考慮到天津開發區已具有一定規模，而天津東部漢沽、塘沽和大港一帶，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業基礎，加上天津港和保稅區的物流優勢，可以成為新的工業中心，重振天津工業的雄風。

　　1994年元旦，時任天津市市長的張立昌第一次面對天津市民發表新年祝詞，天津市民聽到一個新的目標——所謂“三五八十”四大目標。而其中最為亮眼的就是“十”，即用10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建成濱海新區，使其GDP達到天津的40%，外貿達到天津的50%。

　　事實上這個目標已提前1年實現。1994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值為112.36億元，到2005年已達1490億元，年均遞增20.3%。濱海新區生產總值和外貿出口分別占天津市43.7%和65.6%。而如今的天津濱海新區，也早已“擴容”，面積已由原來重點建設的350平方公里，擴大到2270平方公里。

　　盡管20世紀90年代初，天津濱海新區要求享受浦東政策的要求沒有被滿足，但無論是政府、民間還是學界，都希望天津濱海新區最終能進入國家決策視野，作為帶動北方經濟的引擎。這種信念隨著天津濱海新區自身的發展壯大而不斷增強。

　　政協助推進入決策視野

　　天津濱海新區能最終進入國家決策視野，與在津全國政協委員的多次提案以及全國政協的重視分不開。

　　從2003年以來，全國政協辦公廳多次組織委員圍繞濱海新區建設建言獻策，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忠禹、秘書長鄭萬通，與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蕭灼基等多次深入濱海新區調研。

　　2003年1月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任天津市市長，自此戴相龍肩負著發展天津市、帶動環渤海經濟區域發展的重任。自戴相龍就任市長以后，加快了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速度。

　　2003年3月，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慧帶領考察組，就發展循環經濟進行調研，首次形成了加快濱海新區和海河經濟帶建設的建議，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

　　2004年3月，出席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的52名在津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大會遞交《關于請國務院批準天津濱海新區整體發展規劃的建議》的提案。

　　天津的提案引起了全國政協的重視。2004年4月，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陳邦柱的帶領下，全國政協組成考察團，又先后兩次就天津濱海新區發展進行專題調研，進一步形成了《關于進一步發揮天津濱海新區在振興環渤海區域經濟中的作用》的報告。

　　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這份報告指出，天津濱海新區已經進入跨越發展的新階段，建議中央政府在規劃審批、項目審批、土地利用、財政稅收、自由貿易區建設等方面，給予天津濱海新區更靈活、更優惠的政策扶持，帶動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

　　這份報告被列為2004年全國政協的10項重點調研成果的第2位，2004年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這份報告上批示:“規劃和建設好天津濱海新區，不僅關系天津的長遠發展，而且對于振興環渤海區域經濟有著重要作用”。

　　成為國家戰略的核心棋子

　　在溫總理批示之后，受濱海新區管委會委托，一個包括國家發改委、中國社科院、南開大學以及天津發改委的20多名專家組成的“天津市濱海新區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正式組建。組長是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

　　課題組對濱海新區的定位、產業選擇、空間布局、體制創新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可行性建議。將濱海新區的開放開發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再次指出，濱海新區開發的意義不僅限于天津和環渤海，而是東北亞的開放門戶和整個中國經濟的增長極。

　　課題組起草的報告及準備材料在專家委員會審議通過以后，上交到天津市委、市政府，此后通過不同渠道上交到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引起了國務院領導的重視。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視察天津濱海新區時指出，“加快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環渤海區域及全國發展戰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這步棋，不僅對天津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施全國總體發展戰略部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宏偉目標，都具有重大意義”。

　　2005年10月，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了將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布局的重大決策，為濱海新區新一輪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2006年6月，國務院通過中國政府網全文發布《國務院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正式宣布天津濱海新區成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共中央、國務院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出發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是繼深圳經濟特區、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帶動區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極。

　　隨后，天津市成立了天津濱海新區綜合改革試驗領導小組，由市長戴相龍任組長，常務副市長黃興國和濱海委主任皮黔生任副組長，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天津市發改委，天津發改委主任李亞力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并下發了《關于編制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方案有關工作的通知》。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也給予天津濱海新區重點指導和幫助。2005年5月15日，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和副主任劉江、張國寶帶領13個司局的負責人深入濱海新區進行調研，并對正在制定中的《天津濱海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了14個方面的38條意見。一個地區的發展規劃，由國家發改委親自指導，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之后，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司長范恒山、體改司司長孔涇源、國土所副所長肖金成也先后到濱海新區調研指導。

　　2006年7月31日，天津市市長戴相龍邀請10位領導、專家參加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研討會，原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李灝，中國體改研究會會長高尚全，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范一飛，原天津市副市長、市政府對外經濟工作顧問葉迪生，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預測局局長李泊溪，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文玲，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司長范恒山，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孔涇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等領導、專家圍繞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進行深入研討論證，為方案的制定獻計獻策。

　　為了吸取有益經驗，從2005年底以來，天津濱海新區多次組織到上海浦東和深圳特區學習考察。天津市市長戴相龍還率天津市代表團赴香港、英國和法國推介濱海新區。在推介會上，戴相龍全面闡述了推進濱海新區開發開放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重大意義，詳細介紹了濱海新區的發展優勢、功能定位和主要政策措施。在多方努力下，2006年7月31日，天津市發改委草擬了《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至此，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全面啟動，濱海新區成為國家戰略的核心棋子。

　　在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域因素時，人們更習慣于縱向思維。沿海與內陸的差距，東部與西部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南北之間的差距往往被忽視。在以深圳為龍頭的珠三角地區帶動了整個華南經濟時，在以浦東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帶動了整個長江流域時，由南到北，環渤海地區自然進入了人們的視線，而天津濱海新區以它的區位、歷史、規模、環境都當仁不讓地應該是環渤海乃至整個北方經濟的龍頭。這是現實的選擇，也是對歷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