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國民待遇"時代將終結 在華外企面臨新挑戰(06-6-5)

　　1978年12月18日，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那一天，深圳輕工業進出口支公司及寶安縣石巖公社上屋大隊與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簽署了“三來一補”協議書，該協議書編號為“001號”，香港怡高實業公司因此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家外企。

　　彈指一揮間，外企在中國的發展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

　　外企，從進入中國大陸的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帶著耀眼光環的時髦概念，它代表了現代、財富、規范和國際化，它曾經充滿神秘和令人向往；而許多赫赫有名的外企也一度是中國企業未來發展的樣板和楷模，而眾多外企也確實以作風務實、理念先進、產品質優、服務高效等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一道亮麗風景。

　　但是，近幾年來，一些外企忽然在中國頻頻“出事”；肯德基的

　　這些外企的行為和做法似乎正在改變他們在中國人眼中原有的“光輝形象”，他們的某些行為甚至與奸商、欺詐、違規、失信等聯系在一起，招來了市場和消費者的質疑和批評，甚至是法律糾紛。

　　外企怎么了？

　　是他們自己變了，還是我們原本就沒有真正了解他們？是他們誤讀了中國的大環境，還是我們的大環境提供了可乘之機？是他們更代表了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還是我們對于市場經濟有著更為理想的理解和追求……

　　也許疑問很多，答案也還不能確定，但一個現實卻是無法回避、且不得不正視的：加入WTO后的中國，正在履行入世諾言，國內市場也正在日益成熟；隨著中國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法制環境也更為深入和完善，并逐漸與國際接軌。

　　完全的兩稅合一、嚴格的環保政策、完善的質量標準、規范的人力資源管理、合法的勞資關系以及“以市場換技術”引進政策的重新定位等，都預示著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和正在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對于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外企而言，他們的身份將逐漸與中國的民企、國企等趨于一致，擁有同樣的權力和承擔同樣的義務，實現公平競爭。

　　近兩年來，某些外企頻頻“出事”的個案可能已經表明，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日益成熟以及與國際市場的進一步接軌，曾經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外企，在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肯德基“勞務派遣之爭”，只是目前外企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諸多事件的一個代表，反映的也只是勞動用工方面的不規范，以及外企面臨的用工方式的重新調整和重視，但除此之外，目前外企還面臨其他新的挑戰。

　　“‘十一五’期間，中國實際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速度開始放緩，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在全球資源配置大環境變化情況下，中國市場日益成熟，外企在中國經營思路也面臨調整，外企和民營、國企相比的明顯優勢不復存在。”5月29日，華東政法學院名譽院長美籍華人汪康懋博士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與此同時，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也進一步“擠兌”了國外投資企業的生存空間——大環境的改變，意味著外企們必須重新審視中國的新變化和新形勢，而一直以來面臨的文化差異、人力資源、商務成本、產品安全風險等也都是必須認真應對的現實問題。

　　兩稅合一：超國民待遇時代的終結

　　5月20日，財政部稅政司司長王建凡向媒體透露，完成《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實現兩稅合并，是財政部目前的一個重要工作。

　　“我們正在收尾階段，會盡快提交全國人大。”王建凡說，“該法將于8月份迎來初審。盡管還面臨復雜的稅收法律調整程序，及涉及技術原因，專業人才缺乏等條件限制，‘兩稅合并’畢竟有了具體的時間表。”

　　這正照應了5月中旬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巡視員叢明的說法：“《企業所得稅法》的制定已列入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目前，各相關部門都在加緊為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做準備。”

　　5月30日，上海社會科學院跨國經營研究中心主任康謝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目前，從稅收方面來看，大體上國有企業上繳的占稅收總收入的33%，跨國公司上繳稅額只占約17%。現實情況是，內外資企業從一開始就不在同一起跑線上。”

　　“如果不解決兩稅分離問題，對內資企業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創造公平、公正、公開的投資環境；對于中國政府來講，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是需要同新形勢一同調整，要有調整政策的擔當；對于外國企業來講，也要公平公正地獲得利潤，以能力競爭，不單以優惠稅收政策競爭，接受同國內企業一同競公平爭的現實。”康謝說。

　　兩稅合一標志著外企在華投資經濟環境的新變化。

　　有專家稱，兩稅合并，標志市場換技術的時代終結，外企在“超國民待遇”劃上句號的時候面臨新的選擇；只是，當前時期，在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發展仍然不平衡的情況下，我們的中西部地區，某些高新技術行業對外資采取某種程度的優惠仍然必要。

　　兩稅分離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完全必要的，當時中國缺資本與技術，需要吸引外資促進中國的經濟，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印度、俄羅斯也學習中國吸引外資的經驗用以基礎設施建設。“但是，我們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經濟已經上了新的臺階，本國企業可以制造絕大部分產品與服務，繼續兩稅分離已經無意義。”康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兩稅合并的發展趨勢和環境保護的嚴格約束，使得跨國公司在投資中國之前，需要更多地權衡利弊，那些試圖將夕陽產業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全面移植到中國的公司，隨著成本的提高而可能變成‘損人損己’的不當商業選擇，而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也進一步擠兌了這些落后投資企業的生存空間。”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程實博士對熱議中的合并一針見血。

　　人力資源問題：高端人才難穩定、崗位流動性大、勞動力成本增加

　　“如果我說‘太陽從東方升起’，也要報批總部。”5月30日，惠普上海分公司某部門總監非常審慎地接受《中國經濟周刊》的來訪“我們一切采訪必須由總部同意。”

　　“像惠普這樣的跨國企業，工資待遇比內資企業高多了，一般按人均年工資8—10萬美金，然后‘抽頭’攤入區域總監及各級管理人員，最后的工資也是不菲的。”這位總監最后還是透露。

　　但高工資——這個外企業吸引人才的重要法寶，正變得不再被看好。

　　“就銀行的就業情況看，外資銀行業務量小，重要崗位老外把持，一些無望晉升的高管如果轉入國企，國企給會給出更大空間。這樣外資銀行其實在最高端人才方面不具有穩定性。”匯豐銀行的孫先生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國企工作可能收入不多，但是工作很輕松，如果用性價比來比喻一個工作崗位，國企的工作一般性價比較高，例如公務員，銀行職員，工資基數可能不高，每個月4000-5000，但是工作很輕松，每天8小時的工作時間實際工作量只需要4、5個小時就能完成了，而在一些外企，每個月可能也就多拿幾千塊工資，但是規定一天8小時的工作時間，實際工作量卻可能達到12個小時以上。從付出和得到的比例上來看，國企反而勝于外企。”上海康麥斯公司一位員工說。

　　此外，“外企的崗位流動性很大，例如四大會計公司，某個公司每年在上海單審計部就要招200多個畢業生。這就意味著這個部門每年有200多個員工在流失。由于公司工作壓力大，審計部的員工每年有7-8個月是在外地出差度過的，雖然薪資高，工作壓力較大的外企面臨著一個人才流失的問題，可能剛培養出一個員工他就跳槽了。”5月29日，德國歐博邁亞工程設計咨詢有限公司的一位副總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對此，許多外企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對策，例如制定每年工資上漲比例下限。一般外企的年工資上漲率從10%到30%不等。

　　世界重工業巨頭之一蒂森克虜伯集團的一位主管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在我們公司，每一個人工資都是不一樣的。同樣的崗位，同樣的工作，在公司有5年工作時間的員工和新進入的員工在薪酬待遇上差別比較大。

　　這位主管說，每個人對職業的規劃不同，有去有留，不能阻止，為了最大程度阻止這種流失，我們外企也在部門之間的流動性做了努力。

　　“根據我了解，很多大型企業如西門子、柯達，包括我們公司，都有internal transfer（公司內部的崗位調整轉移），員工可以按個人興趣和能力要求轉換職位甚至調換部門。” 麥肯錫的一位部門經理向《中國經濟周刊》也表示同樣做法。

　　勞動力成本增加，也是外企們必須應對的。

　　“中國勞動力成本是升還是下降，我認為總體上是上升的。勞動力成本高并不是單純比較中國職工一個月拿1000而印度職工只要800。事實上，看的是1000元在中國是否找到了一流的人才為你服務。雖然由于大學擴招造成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學歷人群數量增多，但現在進外企的工資已遠達不到幾年前外企開的工資。”6月1日，美國Adobe公司市場投資主管Akio Tanaka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此外，關于勞動保障方面，外企的問題也層出不窮。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勞動保障法規，labour flexibility（意指雇主終結勞動關系的能力）有它的好壞兩個方面：一般來講，擁有更靈活勞動法規的國家比如美國的國家經濟更具有適應性；而那些少變通國家諸如法國似乎正在忍受著適應新經濟環境低能力帶來的痛苦。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應當比較不同的勞動保障模式再決定采取適合的一種。如今中國的經濟環境快速變化，我站在一個雇主的立場上，政府應當給予我們一定的變通空間；同時中國需要明確給出一系列明確的勞動保障基本法以便我們外企遵循。”Akio Tanaka說。

　　制度逐漸規范：進入門檻更高，業務空間變小

　　“我們公司是從事的是建筑行業，很多工程需要資質，而我們是境外公司，不擁有國內的甲級乙級資質，所以大多數情況下都只能接一些大的國際招標項目，國內項目除非我們和境內具有資質的公司合作，否則很難獲得。”

　　5月27日，德國歐博邁亞工程設計咨詢有限公司向《中國經濟周刊》袒露：“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業務范圍狹窄，很多項目沒法做，只能搜集國際招標項目，因此業務范圍縮小了很多。其實很多其它行業也是一樣，還沒有國民待遇，好比美國對中國設置紡織業壁壘一樣，國家需要積聚外資時會鼓勵投資，但在需要保護民族經濟的時候又不得不設置壁壘。”

　　5月31日，蒂森克虜伯電梯集團的一名管理人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蒂森電梯在國內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銷售問題，面向高端客戶，價格較同類產品都要高出20%-30%，我們設置的消費群就是高端客戶，比如上海電視臺，人民大會堂。”

　　而事實上，《中國經濟周刊》了解，有的公司為了維護長久樹立起來的高端產品形象，可能不愿自降身價同其他公司一起搶奪低價產品市場，而寧愿固守著高價產品狹窄的市場。“因此中國電梯市場的消費者心理也是為何蒂森電梯在世界銷售業績排名第三，而在中國市場只能排到第六第七的原因之一。要學會適應本國市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這位人士說。

　　“我國每年引進的100多億美元的技術之中，外商投資約為一半。而且，在中國目前市場環境下，外國投資者若想進入中國市場，沒有好的技術難以立足。”

　　他還告訴記者，通過審計，進行吸引外資改制時，對不良資產由股東方在稅后未分配利潤負擔，沖抵股東權益，是否要向國資委申報核準？還是個問題。

　　據該人士的說法，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律師團專門研究怎么把法律上的一個小縫隙鉆成大窟窿，我們法律上的空子大得像門，人家堂堂正正就走過去了，手里還舉著個牌子“合理避稅”。

　　去年9月，國內某媒體曾引述蘇州海關一位官員的話表示，外企在中國平均虧損達51％－55％，年虧損金額逾1200億元。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結果顯示，今年1—4月份，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利潤(1075億元)下降幅度為3.5％。對此，國家稅務局官員認為，虧損企業2/3屬于非經營性的原因，意在避稅。保守估計，我國一年流失的外資企業稅收已達300億元。

　　其中原因也包括針對外企的各種制度不健全。

　　比如沃爾瑪中國因為沒有建立工會，曾被上海市政府拒絕其進入。

　　在回答外企是否還具備競爭優勢時，上海富仕雅瑪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吳文斌首先肯定在技術、待遇以及政策方面，外企的優勢還將繼續保持一段時間，但他同時強調：“在進一步發展時，外企面臨商務成本增加等新考驗。”

　　事實上，除了商務成本的增加外，在文化隔閡、物流配送、與本地經銷商的溝通、產品安全風險尤其是食品安全風險等方面，一些外企們依然面臨艱難的適應過程。

　　“外企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如外資企業食品安全問題，與企業本身素質相關，也同政府的監管以及問題發現之后的懲罰處理的力度不夠相關。”某家外企員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