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預過度的案例

　　阿根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阿根廷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當時阿根廷的發展水平比加拿大要高。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庇隆運動在阿根廷搞得如火如荼，工會組織力量越來越強，過度地要求保護勞工的利益，引起資本外逃，經濟衰退，最終造成長期的社會動蕩。現在，阿根廷的發展水平遠遠地落在了加拿大后面。

　　有的學者認為，阿根廷的經濟發展在20世紀所遭遇的挫折，是由于它的結構調整不成功，沒有能夠順利地實現從以第一產業為主向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產業升級。我認為這種說法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

　　在一個市場機制運行良好的國家，產業升級就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在一戰以前，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是農業國家，美國也是以農業為主，它們后來都順利地實現了產業升級。而阿根廷的產業升級之所以不成功，恰恰是因為存在勞動力市場的扭曲，造成市場機制不能有效運行。

　　日本

　　我們認為，市場本身具備一種自我調整的能力，但是如果受到政府人為的干擾，這種能力就要打折扣。具體到勞動力市場而言，就是由于人為的阻礙，勞動力資源不能從衰落的產業中轉移到新興的產業中去，這樣自然會影響市場的有效運行。在這方面日本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按照國際分工的理論，日本的農業應該早就沒有國際競爭力了。但是由于農民是自民黨重要的執政基礎，自民黨政府長期以來對農民的利益給予過度的保護，所以它的農業生產還一直維持下來。

　　除了保護傳統農業外，單就工業而言，日本政府又保護了傳統的產業，使資金、勞動力等資源不能充分流向新興的產業。這就是日本最近十年來經濟低迷的結構性原因。經濟衰退長達十年之久，還走不出來，這說明市場機制一定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失靈。

　　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傳統的鋼鐵、汽車、造船業衰落的時候，資本和勞動力就能夠大量地釋放出來，進入新興的電子、信息、航天、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這樣美國就實現了結構調整。在新興產業的帶動下，美國經濟實現了90年代的空前繁榮。

　　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日本90年代的經濟衰退，是由于1985年美國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引發日元在短期內大量升值所造成的。

　　我們不能否認

　　近幾年來，日本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5%上下。但這種統計數據有很大的“水分”，有很多的“隱蔽失業”沒有被統計進去。日本政府官員也承認，這種官方的統計沒有將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口包含在失業人口之中。比如，2001年7月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5%，但如果將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口計算在內，失業率則達到了10.4%。所以，日本真實的失業問題，要遠比政府公布的嚴重。

　　歐洲

　　歐洲歷史上就有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了抵制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歐洲許多國家都實行了先后制定了不少諸如最低工資、勞動福利等等保護勞工利益的立法。這種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德國的勞動立法很多很雜，涉及聘用，使用，管理，培訓，工資，勞動條件，解除勞動合同等內部和外部勞動力市場的各個方面，其結果是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很低。在德國，如果一個工人年齡在40歲以上，或者連續為一個企業服務15年以上，只要不犯大的錯誤，企業就很難解雇他了。

　　歐洲許多國家實行的“福利資國家”體制，強調“勞工參與”和“政府干預”。在這種體制下，勞工組織參與到與勞動力市場和經濟發展有關的各種決策當中，政府也對經濟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廣泛地實施干預。這種體制從短期來看能夠有效地抑制市場機制對勞工不利的因素，增進了勞工的利益。

　　但就長期而言，“福利國家”體制造成了長期的高失業，事實上是不利于勞工的利益的。第一，對在業勞工的過度保護不利于失業者重新就業，損害了整個社會就業率的提高。第二，高福利損害了人們的就業動機。一方面失業者有較好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就業者的稅收負擔很重，因此一些失業者不再積極地尋求新的就業崗位，而長期依賴社會福利的救助。第三，高福利政策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不僅影響了本國企業的競爭力，而且不利于吸收外資，從而從根本上減少了就業機會。第四，高福利政策一旦形成，往往只能上不能下，逐漸成為政府預算的沉重負擔，影響了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在歐洲許多國家，包括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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