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國在市場經濟過程中改變計劃涵義

　　早報北京專稿 艾勇

　　“中國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改變了‘計劃’的涵義。”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昨天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表演講，就“十一五”規劃進行解讀。

　　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并曾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在過去25年里取得的成績令斯蒂格利茨印象深刻。這段時間里，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9%，人均收入從220美元提高到1100美元，增加了四倍多，日均收入1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比例也從1981年的63.8%下降到了20年后的16.6%。

　　“世界上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而持久的經濟增長，這一速度是美國經濟增長黃金時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三倍。”斯蒂格利茨把這一切歸功于中國選擇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而綜合性的戰略規劃則是中國長期成功的秘訣。

　　不要只看到GDP

　　 在他看來，中國的“計劃”已經不再具有中央計劃時期的涵義。這一概念不再是對物資平衡或各種商品產量的指令，而是有關經濟變遷的遠景目標、政府作用的思考，它表明了支出的優先權、制度與政策的發展，并為之提供了協調經濟活動的框架。

　　中國“十一五”規劃的沒有把成功僅僅看作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加，斯蒂格利茨對此十分欣賞。“我們國家近5年的GDP一直在增加，但貧窮也在增加，而且中產階級的真實年收入在不斷下降”，他以美國作為反例，“這使得美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充滿窮人的富國”。

　　他認為，中國在評價成功時，應該更加重視一些其他的指標。這包括：考察資源消耗和環境退化的綠色凈國民產出，社會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有關社會平等的指標——基尼系數以及預期壽命、教育程度等社會指標。

　　“十一五”規劃中對“和諧社會”的反復強調，引起了斯蒂格利茨的注意，在他看來，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對“平衡”的重視，這種“平衡”包括限制城鄉差距、平衡政府與社會其他部分以及經濟體中的不同部門。

　　他重點提及了政府與社會其他部門之間的平衡。斯蒂格利茨認為，除了政府和追求利潤的私人部門外，市民社會的作用正在日益凸現，現代社會中“三分天下”的局勢也越來越明顯。

　　他強調，包括合作社、非贏利性機構(大學、醫院)和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市民社會，對于未來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即使在美國這個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商業界，合作組織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農村、農業部門。”

　　環境稅對中國一舉兩得

　　建立新的自主創新體系也在中國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中。斯蒂格利茨認為，除了努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中國還應當重視如何處理WTO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框架內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平衡。

　　他建議中國通過支持基礎研究以及發放強制許可證來加以解決。就好像美國使用國防開支作為其隱蔽的產業政策，因為國防的投入，事實上對航空研發以及其他民用領域提供了支持。

　　環境與自然資源問題正得到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十一五”規劃已經意識到，中國增長的人口和對資源的需求將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和全球的環境產生巨大壓力。

　　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此問題上，環境稅(炭稅、回收稅、商品使用稅)對中國政府而言可謂“一舉兩得”，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勵合理利用環境。這一建議的背后體現著一種理念，那就是中國在走向市場經濟的時候，應該更多采取市場機制來解決社會問題。

　　 轉向內需是中國明智之舉

　　斯蒂格利茨最后談到了當前世界關注的中美經貿關系。這位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表示，盡管當前美國政治家正在譴責中國造成了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但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美國國內的儲蓄太少，自大蕭條以來第一次出現家庭儲蓄為負數就是很好的例證。換句話說，中國的作為，至少在匯率方面，并不能解決美國的問題。

　　但他也坦言，無論對于中國采取不公平貿易政策的指控是多么沒有道理，但真正的問題在于中國將繼續處于壓力之下，所以轉向內需的增長方式，對于中國來說是明智之舉。他認為，更多依賴內需的增長而不是出口來維持經濟增長同樣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國正在參與所謂的‘賣方融資’”，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在向美國提供制成品的同時又以低利率貸款給美國數千億美金用來支付購買。“如果中國可以向美國提供賣主融資從而支持對全世界最富國家的富人減稅，為什么不能把這一優惠提供給國內消費和投資以維持自身的增長呢？”

　　作為一名國外學者，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觀點歷來為中國所重視。1998年他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表了《中國第二代改革戰略》的演講，演講的全文登載在了當時的《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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