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解讀中國醫改20年之演變

　　全國政協委員、前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是20年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在他政治生涯的頂峰，他分管的就是醫療體制改革。全國兩會期間，朱慶生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時表示，解決在醫療體制改革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必須先解決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問題。

　　朱慶生的“醫仕”履歷

　　1981年，朱慶生任南京鼓樓醫院院長。

　　1985年，我國醫療體制改革伊始，朱慶生調任南京市衛生局局長。

　　1990年，朱慶生調進北京，在愛衛會工作。

　　1993年起，朱慶生歷任衛生部計劃財務司司長、衛生部辦公廳主任。

　　1998年，朱慶生就任衛生部副部長，主抓醫療體制改革。

　　2004年，朱慶生從衛生部副部長崗位上退休。目前仍擔任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中國農村衛生協會會長等職務。

　　醫改初衷 解決醫療資源嚴重短缺

　　記者：您能不能先介紹一下我國醫療改革的歷史背景？

　　朱慶生：1981年，那時我在南京鼓樓醫院當院長。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當時醫院的主要工作是解決“早上是茶館、中午是飯館、晚上是旅館”的混亂秩序問題。

　　經過幾年整頓，全國各醫院的秩序逐步恢復正常后，一個矛盾出現了———改革帶動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醫療需求也越來越多。可當時的衛生資源卻非常短缺，根本無法滿足這種需求。我記得當時有這么一件事，一個患者需要開刀手術，可排了整整一年的隊。原因很簡單，但當時的確很難克服———醫院沒床位。

　　記者：醫療改革的關注點就是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嗎？

　　朱慶生：對，當時還真沒有看病貴的問題。當時醫療價格很低的，掛個號一兩角錢，做個闌尾手術只需要8塊錢。所以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調動醫院的積極性，解決看病難、手術難、住院難這“三難”。

　　1985年，國務院轉發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揭開了醫療機構轉型的序幕。鼓勵醫院除了國家的投入，還要在市場化的進程中，以貸款等方式自籌資金發展醫院，蓋病房、擴大病床、買設備，解決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

　　經過若干年的努力，醫院確實有了很大的發展。當時我是搞心臟外科的，從一個禮拜安排我做三次手術，到一天內就要做三次；南京鼓樓醫院從只有五六間手術室，到擁有20間手術室，這些都是醫療改革帶來的成果。

　　醫改中期 市場化引出看病貴問題

　　記者：大概什么時候，醫療改革的弊病開始暴露出來？

　　朱慶生：醫院市場化改革的弊病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逐漸顯露出來，集中體現的就是現在老百姓反映非常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醫院的公益性逐步減弱。尤其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這個問題就凸顯出來了，甚至有些失控。

　　1998年我擔任衛生部副部長。剛上任，就趕上醫療體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年，我國開始推行三項醫療改革，分別是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醫療機構改革、藥品流通體制改革。

　　記者：為什么要進行這三項改革？

　　朱慶生：其實在1990年至1998年，醫療改革也存在一些小改動，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例如當時推出的優質優價、進口設備按成本收費等措施。但這些改革都是單項的，小修小補，不是治本之策，這是三項改革的出臺原因。

　　記者：這三項改革推行的效果如何？

　　朱慶生：保險、醫療機構、藥品流通三項改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系統地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三項改革推出后，應該說還是有一些效果的，但實施時間太短，為什么說太短了呢？因為2003年“非典”就來了，醫務人員表現很出色，把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又淡化了些。“非典”過后，大家反思的結果是我們的公共衛生體系比較薄弱，最急需解決，因此衛生部門又開始抓公共衛生工作。

　　但沒過多久，看病難、看病貴的矛盾又浮現出來，這是因為根源性問題沒有解決。但不管怎么樣，三項改革是不應該否定的，這個改革的方向是對的，應該堅持。

　　現存問題 醫院補償機制成桎梏

　　記者：您剛才談到“看病難、看病貴”存在根源性問題，這個問題是什么？

　　朱慶生：這個問題就是公立醫院補償機制的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醫療事業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坦率講，這個發展主要靠的是醫院。醫院要發展，想引來病患就醫，就需要自籌資金，蓋大樓、裝空調、買各式各樣的設備，但這些錢都要還的，醫院怎么還？政府投入是不夠的，只能從醫療服務中收取、從藥品加成里收取，這不可避免地把成本轉嫁給了老百姓。據估計，這兩部分的收入，占到醫院收入的九成。目前，我國醫療制度的公平性在世界上排在第118位，倒數第四，很落后。

　　所以現在很多公立醫院覺得收費高的理由很充分，你政府不掏錢，我醫院又要發展，我只能從老百姓口袋里掏。此外，政府監督機制也沒有跟上，說句不好聽的話，政府投入不足，說話的底氣也不硬啊。種種因素最后導致，醫院的公益性淡薄了，老百姓因為看病貴叫苦不迭。

　　記者：在推動市場化的時候，政府是不是沒有考慮到這種后果？

　　朱慶生：一開始改革的時候，對這個問題是考慮不足，但發現問題以后，又發現手段不行，靠行政手段不行，但經濟制約手段又沒有。但我有一個觀點，現在，談不到要追究誰的責任。你也不能因為現在有了這個問題，就責怪當初，就否定醫療改革。因為如果沒有當初的改革，醫院也不會有現在這樣的發展。所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很復雜，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如果要解決，關鍵就在于改善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

　　解決之惑 醫改試點方案未獲批

　　記者：醫院補償機制的問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到吧？

　　朱慶生：對于政府來講，首先要解決公益性和公平性的問題。為什么沒提到呢，可能是政府方面認為一下子解決不了，目前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明白。

　　據我了解，實際上，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能夠完全解決中國看病難、看病貴，或者醫改中所遇到其他問題的正確方法。現行的很多措施都還處在實踐和認識的過程中。但肯定的一點是，政府很關注這些問題，一直在努力解決著。

　　記者：是不是目前在醫改方面還存在爭論？

　　朱慶生：改革的思路是有了，但措施、手段還沒有找到。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說要進行醫療體制改革的試點，但今年就取消了。關于醫療改革試點方案，衛生部門曾經多次修改，多次提交到國務院，但因為難以協調，最終沒有得到批準。

　　記者：這個方案的內容是什么？最后為什么沒有成功？

　　朱慶生：就是選一些中等的城市作為試點城市，分別進行社區衛生服務、醫療保險、藥品流通、分類管理等內容的嘗試。至于沒有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投入不多，試點城市的積極性也不高；另一個原因，就是政府對這個改革舉措的考慮還沒有成熟，不想貿然行事。

　　達成共識 醫院一定要保證公益性

　　記者：那么在醫改方面，目前政府各部門之間達成了哪些共識？

　　朱慶生：首先達成的共識是，公立醫院應該承擔一定的公益性。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接下來問題就來了，全國16000所醫院，90%是政府的，也就是公立醫院。政府拿不出這么多錢進行投入，怎么保證這些醫院的公益性不會淡漠？對公立醫院改革是必然的，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一個思路。

　　記者：政府缺乏資金投入，是否要引入社會資本？

　　朱慶生：對，要鼓勵社會力量、企業力量共同參與，包括外資，都要引進。但公立、民營醫院之間要有比例控制，否則，如果再來一次傳染病的大爆發，政府可以控制的公立醫院不足，我們怎么應對？所以，這個數字要好好測算，這不是能一蹴而就解決的，需要時間和過程。

　　記者：您怎么評價像“平價醫院”這一醫院模式?

　　朱慶生：這種醫院是福利性質的，應該多辦一些，是必要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所有的醫院都辦成這樣是行不通的，這會造成政府負擔的進一步加大。合適的措施是選擇一些城市，選擇一些醫院進行試點，而且服務對象要嚴格明確。需要明確的是，這個平價醫院一定要解決的是貧困人群的看病問題，不能所有人都來這里看病。本報記者 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