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得病如何動刀 政府與民眾都可以是主刀大夫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則無患。”

　　     ——《左傳•襄公十一年》

　　2006年1月8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以下簡稱總體預案)。總體預案明確要求，突發公共事件的信息發布應當及時、準確、客觀、全面。要在事件

發生的第一時間向社會發布簡要信息。

　　隨著全球經濟、貿易、信息業的發展，城市作為社會主體，它的地位、作用和空間形態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城市面臨的挑戰與危機層出不窮。此次《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出臺，在政策上為城市處理突發公共事件，建立危機應對機制提供了廣闊空間。

　　本報記者 楊寶頂

　　發布1400萬條免費短信，40條公交線路繞行，107輛公交車和50余列地鐵列車臨時開工，10部門聯合行動，270余名工人參與搶修……

　　從2006年1月3日凌晨開始，北京城開始了這些動作。

　　知道病因 方能下手

　　1月3日2時許，因為污水管線突發漏水事故，北京市東三環路南向北方向部分主輔路塌陷，污水灌入地鐵十號線區間段。

　　1月4日早，是北京元旦假日后迎來的第一個交通早高峰期。這個早晨，在北京市交管局的大屏幕上，綠色暢通信號在大部分路段上跳耀著。北京交管局新聞中心負責人說，受京廣橋事故的影響，東二環的交通壓力比較大，“但比預想的要好多了。”

　　但一些事實仍然讓我們對這次“戰役”的戰果感到遺憾：在此次疏導災情的過程中，沒有人以新聞發言人身份對整個事件進行通報；身為減災的一分子，市民主動參與減害。配合政府工作的意識、能力并不強。

　　北京市這次搶險成功，主要得益于各部門均擁有各自的應急預案，這是2003年SARS之后城市公共安全受到人們關注的結果。而在2006年，北京已經擁有了應急指揮辦公室，還先后有58個預案被制定出臺。

　　“笨鳥先飛”的南寧

　　2005年7月22日至23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應急管理工作會議。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導下，眾多城市開始在城市應急機制建設方面有所作為。但是，走在前面的并非是那些大家熟知的大城市，而是廣西南寧——這個小城市，因為引領了國內城市應急機制建設及危機應對工作的先河，被稱作先飛的“笨鳥”。

　　南寧市應急聯動系統是一個基于C4I概念(指揮、控制、通訊、計算機、信息)的信息系統，利用集成的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將110報警服務臺、119火警臺、120急救中心、122

　　南寧的嘗試得到了極好的現實反饋，該市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大大提高。

　　南寧樣本的成功實施，根源于當地政府的強勢主導，并確保投入足夠的精力與財力去建設。南寧的城市應急聯動和社會綜合服務系統，用實際發揮的良好功能與作用，為國內諸多城市設立了標桿和參照系。

　　“首屆中國應急聯動系統建設高層論壇”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在南寧召開。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王冀昆透露說，我國市、縣級公安部門2006年底前將全部實現110、119、122三臺合一，這一切似乎意味著城市應急聯動發展進入了快車道。

　　城市未熟已病

　　中國正在經歷的城市化進程，無論規模還是速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有關數據顯示，過去10年中國城市以年均10%的速度擴張。1978年到2004年，中國城鎮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億增加到5.4億。到本世紀中葉，為了支撐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國城市化率將提高到75%左右。中國將用幾十年時間，完成西方發達國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市化過程。

　　與此同時，卻是一次災害、甚至夠不上災害的天氣突變，就能導致某座現代化大都市部分功能癱瘓、生命財產損失慘重的事實頻頻在我們身邊上演。從橫行肆虐的臺風、暴雨、暴雪，直至更早的美國“9•11”恐怖襲擊與奧爾良颶風，屢見不鮮發生的災害都讓城市孱弱的一面暴露無遺，城市防災減災已成為一道世界性難題。

　　交通、通訊、供電、供水、供氣等工程被稱為“城市生命線系統”，是保證城市生活正常運轉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任何環節滯后或失靈都可能導致整個城市癱瘓。它們應該隨時做到后備充足、靈活應變。但現狀是，多數城市的“生命線”同樣缺乏自我保障能力。

　　以北京為例，地下主干線有上水、下水、煤氣、天然氣、電力、熱力、電訊七大類的十幾種管網，累計超過萬公里，由于年久失修及信息不靈，近30年來釀成一系列事故，如地鐵或其他基建施工切斷電纜影響有關地區供電，工地鉆探弄斷電話線，地下水管爆裂造成居民遭受水害等等，此次東三環路京廣橋漏水事故便是實例。

　　政府與民眾都是主刀大夫

　　一次次的教訓告誡我們：面對城市危機和挑戰，政府與民眾是利益共同體。單純依賴政府和公共機構或是民眾的搶險救災，都不能最大限度地解決實際問題。

　　政府和公共機構掌握著大量的公共資源和財力，民眾最為接近災難、危險，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將災難帶來的損失降到最小程度。

　　現實情況是，在進入危急狀態，我們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協調能力、應對能力仍需增強。在應對公共危機中，民眾個體仍然需要培養理性的國民危機意識。

　　從2005年6月進行的一次網絡調查結果來看，市民們面對公共危機的現實表現情況并不良好。該調查顯示：大家最擔心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發生“食品安全”和“環境惡化”，對于“自然災害”卻最不擔心。

　　各地居民在居住地附近，是否有指定的避難場所？北京市居民的選擇令人擔憂：選“不清楚”的達到40.3%，與各地相比比例最高。同時，北京市的居民中有四成不清楚學校/單位附近是否有避難場所。

　　調查還顯示，有66%以上的居民，沒有想過在住處如何避難，危機意識較差。遼寧省和江蘇省選擇“沒有想過”如何在住處避難的人數比例最高，北京被調查者中有66.2%的人選擇“沒有想過”。

　　此外，68%以上的居民在學校、單位沒有想過如何避難。北京被調查者的比例達到72.7%。

　　綜合來看，人們在面對危機時各方面的準備并不充足，對政府職能還沒有建立起足夠的信任感。

　　在經濟全球化、社會復雜化和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的時代背景下，社會公共危機已由非常態化的偶發轉變為常態化的頻發，成為社會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戰。應對社會公共危機的能力已成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

　　如何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公共危機管理機制，形成有效的政府制度安排，及時有效地處理危機，已成為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課題。

    相關文章：

    城市危機7種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