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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河北、山東、云南三省作為最后一批省份，全部取消了農業稅。至此，在中國大陸，延續兩千年的“皇糧國稅”成為歷史，一去難返。與之相呼應的是，據說在2006年，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還將繼續增加。
在連續兩年中央“1號文件”關注三農之后，2006年的“1號文件”，還將以“三農問題”為關注對象。權威消息說，“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成為其中的關鍵詞。
作為解讀決策層思路的“開篇之作”，歷年“1號文件”都廣受關注。在之前20多年中，曾經有兩個階段，中央把“1號文件”位置留給了農村。第一個階段是1982年起至1986年，連續5年，“1號文件”把農村工作作為主題；18年之后，2004年1月，“1號文件”再次注目農村，這種勢頭還在延續。
上個世紀的80年代初，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關鍵時期。從1982年強調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起，1983年強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到1986年肯定“農村改革方針政策”，連續5個“1號文件”，為鞏固、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提高農村生產力，發揮了關鍵作用。
如果說前5個“1號文件”強調的是在農村的制度改革和建設，那么從2004年起的后兩個“1號文件”，則更多指向農民增收。2004年“1號文件”的主題是“促進農民增加收入”，提出了“要建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2005年的主題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際上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新發展思路的體現。
背景是，在農村實行聯產生包責任制十幾年之后，自1997年起，中國農村進入了低速發展時期，農民收入增速逐年下降，城鄉差距逐步擴大。
從前7個關于農村的“1號文件”，可以清晰看見中國改革的思路。自70年代末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起始，80年代初期到中期，這一改革還面臨懷疑甚至否定的壓力，5個“1號文件”意在釋疑、定調；自1986年起，中國開始了城市改革的步伐；至2004年，當“1號文件”再次光顧農村時，有人理解為，這標志著中國改革進入了“城鄉互動”的時代，這一思路，在2005年的“1號文件”中得到了明確體現。
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標志，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那張按滿了手印的條子，靜靜地躺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里。那些農民的冒險，最終被中央“1號文件”定調為“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這一創造打破了制度桎梏，為解放農村生產力，貢獻了持續近30年的動力。
如果把取消農業稅、提高農民直接補貼，理解為向農村“補血”、“輸血”的話，對于中國農村而言，也許還遠遠不夠：能夠支撐持續發展的是制度建設，是一種激發內部活力的“造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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